《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美国）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美国）戴维·里夫 译者：姚君伟
桑塔格（Sontag S.），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美国声名卓着的“新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2004年12月28日病逝于纽约

2008年12月，在桑塔格去世四年后，由她儿子戴维·里夫亲自整理的三卷本桑塔格日记首卷《重生》出版，再次引起世人对她的热切关注。
从桑塔格的小说和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敏感和评论家的犀利；从她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发表的言论中，我们又见识了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重生》出版前，我们无缘一窥日记里的桑塔格。目前的几本有关传记有的是评传，有的是一般的传记。戴维2009年2月底来南京看我时说，在生平方面，这些传记均有其不尽可靠之处，他因此在考虑正式授权《桑塔格传》的撰写。我问过戴维他妈妈是否写有自传，他说没有。我们知道，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桑塔格在写作前有些什幺準备？她如何看待写作？她在写作中着力表现的主题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否有关係？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係？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现在，戴维编辑出版了桑塔格的日记，而首卷的时间跨度从1947至1963年，正是桑塔格从一个14岁的花季少女成长为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作家所走过的历程，从而部分地回答了“桑塔格何以为桑塔格”的问题。
大约在她4岁那年，一次在公园里，她的保姆就跟别人讲苏珊这孩子弦绷得很紧。她心想，这倒是很有趣的说法。我的弦绷得很紧吗？《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里的这个细节是否真实，不得而知。笔者在翻译这本传记时，心想这是不是咱们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不过，如果把这个细节与《重生》联繫起来看，桑塔格的保姆说得倒大致不错。概括地说，桑塔格的弦一直都绷得紧紧的，体现在这段时间她的性取向、家庭生活、自我审视，以及学业、事业诸多方面。
儘管桑塔格和肖像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的同性恋情在圈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她本人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我们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其实她在少女时代就开始强烈地为自己的性取向而焦虑了。在1948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她说她感觉自己有同性恋倾向，因此感到不安，她说“我是多幺不愿意写这个啊”。这一年她才15岁。翌年2月，16岁的桑塔格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分校。儘管桑塔格人很聪明，在中学就连跳几级，但她入学后仍然发奋读书。可同时她也开始关注《夜林》等同性恋书刊，结识同性恋伙伴。改变她情感生活的是日记里的H，也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丽雅特。大一新生桑塔格白天用功读书，晚上则随H在旧金山泡同性恋酒吧，并第一次和她发生同性关係： “我可能还是喝醉了；H开始和我做爱时，感觉那幺美妙……我们上床前已经4：00了——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就在我完全意识到我要她时，她也知道了……”这是1949年5月底桑塔格的一则日记里记录的癫狂体验。桑塔格追求着同性爱欲给她带来的享受。她日后到牛津和巴黎，又和H联繫上，可H经常把她独自撂在房间，自己出去。和她在一起，桑塔格感到快乐，但更多的是感到痛苦，因为她偷看H的日记时，发现H根本不喜欢她，之所以还和她在一起，是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性伴侣而已。此后，H又把她自己的恋人，即日记中的I.介绍给桑塔格。桑塔格的这个新女友即玛丽亚·艾琳·福恩斯，《恩主》就是献给她的。同性恋让桑塔格很兴奋，也很痛苦。她说她期待快乐，她要发现快乐，拒绝痛苦；她发现到处都是快乐，她準备全身投入其中：“从此一切重新开始——我重生了。”
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于同性恋还不认同，甚至认为是反常的。这让桑塔格感到紧张和焦虑，她希望自己至少是双性恋。1950年底，桑塔格在旁听的课堂上认识了主讲老师菲利普·里夫。12月2日的日记中记了一条：“昨晚，或者是不是今天(星期六)早上？——我和菲利普·里夫订婚了。”他们马上就结了婚，两人认识才十天。匆匆结婚不知是什幺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更可能是内心的焦虑，她要放鬆一下因同性恋而在情感上绷得太紧的弦。不久，这场婚姻就证明是过于草率了。桑塔格在日记里虽然提到头一年，她对丈夫的欲望很强，但刚过1951年元旦，她就在日记中写道：“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充分的意识+恐惧，我嫁给菲利普。”在《重生》里，我们看不到婚后桑塔格有什幺幸福。1952年，戴维出生都没有给19岁的桑塔格带来多少初为人母的快乐。婚后五年的生活日记没有任何记录。直到1956年9月4日，桑塔格才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婚姻的看法：“婚姻全部的要点就是重複。它的目标最多是创造强烈的互相依赖。……争吵最后变得毫无意义……你只是开始生闷气，然后变成习以为常的沉默，然后再吵。”1957--1958学年，桑塔格抛夫别子，单飞牛津疗伤，外加研究哲学，撰写她最终并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
《重生》让我们窥见一个在感情上有追求、有快乐更有痛苦，一根弦老是绷得紧紧的桑塔格，同时，也让我们读者看到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女是如何成为日后的着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至于作为富于正义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桑塔格，这本日记里倒很难看到什幺雏形，她并没有记下她所处时代的社会情状。
从这卷日记中可以看到，桑塔格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心智上也非常早熟。她从小就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她在与纳丁·戈迪默的一次对谈中讲到，她七八岁就动笔写作了；在她看来，写作是一件多幺美妙的事情，而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戴维在他那感人的前言里，说他妈妈从小就相信自己具有特殊的天赋，能够为这个世界作点贡献；为此，她小时候看书的胃口就很大，不知疲倦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辨能力。在日记里，我们看到她列出了那幺多的清单，文学的、戏剧的、音乐的、电影的、哲学的。书买来或借来看完，她就会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看完了她有时就会在单子上划掉，没看完的继续看。她对什幺都充满好奇，精力充沛，表达能力强。她意识到，世界是多幺的辽阔广袤，历史是多幺的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由此她充满欲望。她读纪德，读爱伦·坡，读杰克·伦敦，读托马斯·曼，读卡夫卡……桑塔格就像她激赏的卡内蒂一样，“什幺都学”。
有时候，她因为年纪小的缘故，还跟不上作者的思路，她也会在日记里记下她急切的心情。在1948年9月10日的日记里，15岁的少女桑塔格写下了她阅读纪德《日记》第二卷的感受：“我得到这书的当天深夜2：30就看完了。我本该看得慢点的，而且我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我和纪德获得了极其完美的智性交流，对他产生的每个想法，我都体验到那种相应的产前阵痛！因此，我想的不是：‘多幺不可思议地清晰易懂啊！’——而是‘停下！我无法这幺快地思考！或者确切地说，我长起来没有这幺快！’因为，我不只是在看这本书，我自己还在创造它，这种独特而巨大的体验清空了这可怕的几个月来充斥在我脑子里的许许多多的混乱与贫乏——”桑塔格找到了与她酷爱的作家之间的契合。类似这样的例子这卷日记里还有很多，让我们看到日后的作家桑塔格喜欢的文风、题材，更让我们看到她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滋养。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评论家在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写出《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这些名篇的桑塔格是与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批评风格联繫在一起的。这种品质在少女桑塔格身上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表现，这时的她对他人的审视和对作品的判断虽然不一定準确，有时甚至非常武断、幼稚，但她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她14岁就认为“人与人的唯一区别就是智慧”。20岁时，她在书店随手拿起一本卡夫卡的小说集，才看了《变形记》一页，便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一下子认定卡夫卡是她看过的最好的作家，并断言： “和他相比，乔伊斯是何等愚蠢，纪德何等——没错——恬美，曼又是何等的空洞+夸夸其谈。只有普鲁斯特是同样的有趣——几乎。”1961年，桑塔格看完福克纳的《八月之光》，认为这部小说相当粗俗。这样的评判可能是相当感性的，却是率真的表白。
桑塔格说过，她最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小说家。记得2004年我访问她时，她问我更喜欢她的小说还是评论，我说是评论，她顿感失落。事实上，桑塔格第三次患癌时仍然相信能活下来，在她众多的计画里，还有一部日本题材的小说要写。可以说，她看重的是其小说家的身份，因为这是她儿时的理想。我们在《重生》里看到了她在创作道路上做的积累。散见于整本日记的是她的一些小说素材和构思，她动辄就记下拟写小说的标题、情节、场景，有时甚至很具体，说这个短篇要写成卡夫卡风格，那个要有点斯特林堡的特点，等等。1960年，桑塔格开始撰写《恩主》。这部小说并非一部常规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桑塔格借用回忆录的形式完成了一个人一生现实与梦境混杂的传记。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从她欣赏的作家作品以及她的思考中，也许不难理解她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桑塔格2004年底去世以后，戴维悲痛之余，和她生前的助手与好友一起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先是2007年创建了美国桑塔格基金会，设立桑塔格文学翻译奖，出版桑塔格的最后一部文集《同时》(2007)；然后撰写了记录桑塔格(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与病魔抗争的《死海搏击》(2008)。接着，经过几年的犹豫，他又着手编辑桑塔格的日记。由于桑塔格生前已经将其所有的文档都卖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不出，也早晚有人出。儘管作为儿子出版这样的私密日记要承担许多“文学风险和道德负担”，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侵犯了妈妈的隐私，因为第一，桑塔格的日记从少女时代一直记到差不多生命的最后几年，留下了近百本日记、笔记本，但从未发表过哪怕是一行字；第二，儘管身边的人都知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却从未像有些人那样在朋友面前念过。戴维说，儘管日记里有他不想看到也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内容，但是，想到他妈妈作为读者和作家，就很喜欢看名人的书信和日记，而且越私密越好，那幺，也许作为作家的桑塔格会赞同他出版她的日记的。无论如何，我们感谢桑塔格和她儿子，因为了解和研究一个作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要顾及“全人”，而结合她的小说和评论作品，来见见日记里这个为了情感满足和写作成功而让自己的弦一直都绷得很紧、从来都不肯放鬆的桑塔格，想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姚君伟
2012年夏于南京月光寓所

我向来认为，凡生者谈及逝者，最愚蠢的说法之一，便是讲“某某会乐意如此行事。”往最好处说，这是臆测；而多半，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这都是妄自尊大。你根本就无从得知嘛。所以，关于这本《重生》——即苏珊·桑塔格日记选的第一卷(共三卷)——的出版，无论还有多少别的话可说，它并不是一部她会出的书——即一开始就假设她生前就做过出版这三卷日记的决定。相反，无论是决定出版，还是着手遴选，都是我一人所为。即便不存在审查问题，这样的事业于文学之危，于道德之险，均不言自明。在此提请读者注意 。
这决定我从来就不想做。但家母辞世，并没有留下什幺嘱託，交代如何处置她的档案和未辑录、未写完的稿子。这看起来似乎与其个性不符——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殚精竭虑的人，一个对于那些她只能算粗通的语言的译法都孜孜以求的人，一个对于全球的出版社和杂誌都广知博闻并能对他们作出果断评价的人。然而，儘管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深具摧毁性，儘管白血病在2004年12月28日夺走了她的生命，直到其辞世前数周，她仍然相信自己能活下来。因此，她并未谈及一旦她无力亲自处置工作，则希望他人如何代劳——那些更顺命于死亡的人就会这幺做——而是强调说要恢复工作，念叨所有那些她一出院就要写的东西。
就我而言，她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当她为活下去而抗争时，并不亏欠子孙什幺，更不欠我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的决定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眼下最重要的后果是，决定如何出版她的遗着就成了我的任务。事关她的随笔——它们在她去世两年后出版的《同时》中露面——选择相对要容易一点。儘管家母无疑更乐意在重新出版时大幅度修订原稿，但毕竟在她在世时，那些文字或是曾经刊印过，或是作为讲稿在演说中发布过。她的意图是明确的。
这些日记全然是另一回事。她纯粹写给自己，常记不辍，从豆蔻年华写到人生的最后几年——彼时，她从电脑和电子邮件里得到的乐趣似乎抑制了一点她写日记的兴致。其中没有一行字是她允準出版的，而且，与某些日记撰写者不同，她没有念给朋友听过，儘管与她亲近的人知道有这些日记存在，也知道她有个习惯，每写完一个笔记本，就跟之前那些本子归拢在一起，存放在卧室的步入式壁橱里，边上是其他一些珍爱物但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私人物品，比如家人的照片和孩提时代的纪念品。
截至2004年春她最后一次患病，这样的笔记本已有近百本。她去世后那年，我和她最后一位助手安妮·江普、她最好的朋友保罗·迪洛纳尔多一起整理她的物件时，又有些笔记本冒出来。关于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跟母亲关于笔记本唯一的一次谈话是在她白血病第一次发作时；这辈子她先前已经两次罹患癌症，这一次，她尚未重燃其信念认为她能够像以前一样战胜白血病活下来。只有一句话，轻轻的一声：“你知道那些日记本在哪里的。”至于她想让我怎幺处置它们，她只字未提。
我说不準，但我愿意相信，若全凭我裁断，我会等好久以后才出版日记，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版。有几次我甚至想将它们付之一炬。不过那纯属妄想。事实上，无论如何，这些有形的日记本并不属于我。家母健在时，就把她的档案卖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图书馆，协定规定，她一旦辞世，那些日记就得和她的档案、书稿一道运过去——如今也确实运过去了。既然家母签署的契约并未就使用作任何重大意义上的限制，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情势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我如果自己不筹划出版，别人也会做这件事。看来最好还是迎上前去。
我仍然心存疑惧。说这些日记揭示了自我，那实在是太轻描淡写。我最终决定将母亲的许多极为严苛的判语纳入书中。她是个伟大的“评判者”。然而，将她的这一特质暴露出来——而这些日记真是充满了“暴露”——就难免相当于邀请读者来评判她。做这件事，最叫人进退维谷的问题之一就是，至少在家母晚年，不管从哪方面看她都不是个乐意袒露自己的人。尤其，关于她的同性恋问题，关于她是否承认自己的雄心的问题，她都尽一切可能，在不否认的基础上避开任何形式的讨论。所以，我的决定当然侵犯了她的隐私。对此，再也没有比这更公正的描述了。
相形之下，(本书中的)这些日记紧紧扣住了她青春期自身性倾向的觉醒，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16岁大一新生时的初期体验，以及她刚刚成年时经历的两段重大关係——第一段关係中的那位女子，此处以H代称，她们初次相遇是那年在加州大学，之后，1957年在巴黎同居；第二段是同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母亲同年在巴黎与其邂逅(原本福恩斯与H是一对情侣)，她回到美国与家父离婚之后搬到曼哈顿，于1959年至1963年间在纽约与福恩斯同居。
一旦决定出版她的日记，我就没有删材减料的打算，无论这材料是将我母亲曝光到某种程度，还是在性事上颇为坦率，抑或对于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不甚友善，不过，我最终还是略去了某些隐私人物的真名。相反，我的遴选原则部分仰仗如下观念：这些材料呈现的是年轻的桑塔格的肖像，那时她正自觉而坚定地致力于塑造她所嚮往的自我，而这肖像的青涩与质朴，恰恰是这些日记的非凡魅力所在。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将这一卷定名为“重生”，取自某则早期日记的开端；它似乎能概括家母告别童年之后的情形。
与母亲同代的美国作家，谁都不像她那样与欧洲趣味有如此深厚的渊源。约翰·厄普代克谈及其写作生涯之初，曾说他家乡的那个小镇，即“整个[宾夕法尼亚]希灵顿”都可供他“讲述”，很难想像母亲会像他那样，说她拥有“整个图森”或者“整个加州‘谢尔曼奥克斯’”来供她“讲述”。更难想像母亲会像她那一代的许多美国犹太裔作家那样，通过追忆其童年、回溯其社会及种族背景来汲取灵感。她的故事——似乎再度印证本书以“重生”为名有多幺妥帖——恰恰相反。在许多层面倒与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相同——那个来自深乡僻壤、一心要在首都出人头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当然，在性格、气质或事业的任何其他意义上，母亲都不是吕邦泼雷。她并不希求恩宠。相反，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刚到青春期，她就意识到自己天赋异稟，亦能有所贡献。那强烈而不懈的，力求使自身学识愈深、愈广的渴望——这项工程在日记中占据了那幺多篇幅，因而我也试图在选集中纳入相同的比例——某种程度上即是她这一自我意识的物化形式。她想向她崇敬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看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萨克·巴别尔 的那句口号“你必须无所不知，”也可以用在苏珊·桑塔格身上。
这和我们如今的想法截然相反。世间成功人士的思维中，“相信自己”是一个恆量，但自信的方式受到文化的制约，随时代更替而显着变化。母亲的自信，我想，是一种19世纪的观念，而她沉湎于这些日记的行为就跟那些伟大而自私的“成就斐然者”颇有气味相投之处——我想到了卡莱尔 。这种方式在21世纪初表达雄心的记录里已经蕩然无存。一个想要在其中寻找反讽的读者会一无所获。对此，家母深有觉察。在她关于艾利亚斯·卡内蒂的随笔中——我总觉得，这篇随笔加上她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文章，简直就像从她的自传里逸出的妙笔，但凡她写自传的话——她满怀讚赏地引用过卡内蒂的冥思，“我试图想像某人对莎士比亚说‘悠着点儿！’”
因此，再度提请读者注意。在这部日记里，艺术被看做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反讽被定义成缺陷而非优点，严肃性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些特点母亲早就有所展露。她身边从来都不缺少想让她悠着点的人。她曾经回忆，说她那位和蔼而世俗的、在战场上当过英雄的继父恳求她少读点书，否则找不到丈夫。更为自信且高雅的版本来自她在牛津的导师、哲学家斯图亚特·汉普夏，她曾告诉我，汉普夏在某堂辅导课上沮丧地说，“喔，你们这些美国人啊！你们是如此严肃……就像那些德国人。”他并无恭维之意；但家母却把这话当成一枚荣誉勋章佩戴起来。
上述种种也许会让读者认为，家母是一位“天然的欧洲人”，即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既有“天然是”美国人的欧洲人，也有“天然是”欧洲人的美国人。但我认为这话用在家母身上并非完全合适。诚然，在她看来，美国文学不过是伟大的欧洲文学——德国文学首当其冲——的边缘，然而，可能她最深沉的假设是，她能重塑自己，我们都能重塑自己，出身背景其实能凭着自己的意愿——确切点说，如果你有这意愿的话——被抛弃，或者被超越。菲茨杰拉德说过“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第二幕”，如果不充当这理论的化身，那又是怎样的情形？我说过，就在她从来不肯完全相信那是她临终床榻的临终床榻上，她还在筹划，一旦治疗为她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她将如何展开余生的第一幕。
在这一点上，家母令人惊叹地毕生如一。读她的日记，在那些最让我震撼的地方，其中有这幺一个印象：由青春而至老去，母亲始终在打一样的仗，既同这世界作战，也同她自己抗争。她在把握人文学科时的感知能力，她那惊心动魄的、认定自己判断正确的信心，她那无与伦比的贪婪——她觉得非要听到每一首乐曲，看到每一件艺术品，对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均熟稔于胸不可——从一开始就历历在目，那时她先列出自己想读的书，然后一边读一边逐一打钩。然而，同样历历在目的还有她的挫败感，对于爱甚至性的种种困惑。她对自己的智慧有多幺淡定，她对自己的身体就有多幺不安。
这让我的忧伤无以言表。家母年少时曾去过希腊。在那里，她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圆形剧场里看过一出《美狄亚》。那次经历让她深为动容，因为就在美狄亚準备杀掉自己的孩子时，观众席上有好多人嚷起来：“别，别这幺乾，美狄亚！”“这些人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在看一部艺术作品，”她多次对我讲，“那都是真的！”
这些日记也是真的。我一边读，一边体会着与50年代中期的希腊观众们相差无几的焦虑。我想大声喊，“别那幺乾”或者“别对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觉别这幺好”或者“对她防着点，她不爱你”。但是，当然，我为时已晚：戏已演罢，主角已离场，而其他角色，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留下的是痛苦与雄心。这些日记就游移在两者之间。母亲会乐意让它们面世吗？再说一次，我决定不仅允许其出版，而且由我自己担任编辑，是基于务实的考虑，即便日记里包含了让我痛苦的内容，还有许多我宁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我确切知道的是，作为一名读者和作者，家母热爱日记和书信——越私密越好。所以，或许，作家苏珊·桑塔格会同意我的做法。至少，我希望如此。
黄昱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