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入选英、美、德、法多国中学生必读书目。被一部分读书人视为死前必读图书之一。
被译为60多种文字风靡100多个国家，全球销量超过5千万册。
《时代周刊》评为“百部最佳英语小说” ，入选兰登书屋“20世纪百部英语小说”。
最具收藏品鉴价值的版本。台湾远流经典新译No.2，2012最新译本，汲取诸经典译本精华；
最新国家插画师作品首次收入，60多幅珍贵资料图片精彩呈现；
陆建德作序，李银河、何怀宏解读，不一样的角度，最具纵深度的剖析。
书中的术语和小说作者已经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书中的一些词语，如“思想罪”、“新语”、“双重思想”、“老大哥”、“犯罪停止”等已收进英语词典。
被译为60多种文字风靡100多个国家，全球销量超过5千万册。
《时代周刊》评为“百部最佳英语小说” ，入选兰登书屋“20世纪百部英语小说”。
最具收藏品鉴价值的版本。台湾远流经典新译No.2，2012最新译本，汲取诸经典译本精华；
最新国家插画师作品首次收入，60多幅珍贵资料图片精彩呈现；
陆建德作序，李银河、何怀宏解读，不一样的角度，最具纵深度的剖析。
书中的术语和小说作者已经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书中的一些词语，如“思想罪”、“新语”、“双重思想”、“老大哥”、“犯罪停止”等已收进英语词典。
作者简介
作者：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1903年生于印度，在英国成长。少年时入读着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因成绩一般、家境不富裕无力攻读大学，考取了公务员，被派到缅甸任警察。1927年辞去公职回到伦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6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因伤回国后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又从事专栏书评写作。1950年死于肺病，年仅46岁。乔治·欧威尔一生短暂，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
译者：徐立妍，台湾新锐译者，毕业于台湾师範大学翻译研究所，译有《污点》《以色列：新创企业之国》《泰丝家的女儿们》等。
译者：徐立妍，台湾新锐译者，毕业于台湾师範大学翻译研究所，译有《污点》《以色列：新创企业之国》《泰丝家的女儿们》等。
专业推荐
媒体推荐
我是否注定要屈从于权威，否则就要忍受再教育，并面对令人生畏的101房间？奥威尔勾连了通信、隐私和安全的问题，他最具影响力的小说的确值得我们再读一读。
——《纽约客》在“稜镜门”事件后的评论
这是一部能够点燃自由与人性温暖的书，一部足以唤起对社会不义的记忆、反思和控告的书，一部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信心的书，一部失败之书同时也是希望之书！
——当代诗人学者 林贤治
《一九八四》的伟大是不用任何废话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预言。
——书评人老白
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纽约客》在“稜镜门”事件后的评论
这是一部能够点燃自由与人性温暖的书，一部足以唤起对社会不义的记忆、反思和控告的书，一部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信心的书，一部失败之书同时也是希望之书！
——当代诗人学者 林贤治
《一九八四》的伟大是不用任何废话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预言。
——书评人老白
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名人推荐
《一九八四》这是一部能够点燃自由与人性温暖的书，一部足以唤起对社会不义的记忆、反思和控告的书，一部对人类的力量抱有信心的书，一部失败之书同时也是希望之书！
——当代诗人、学者 林贤治
——当代诗人、学者 林贤治
图书目录
奥威尔和《一九八四》陆建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新语原则
大家读
自由与专制
思想的权力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 新语原则
大家读
自由与专制
思想的权力
序言
奥威尔和《一九八四》
陆建德
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似乎总是和政治关联着，关于它的种种标籤无不折射出政治色彩。这部小说是冷战时期的宣传品，受到最高程度的评价，自然会在某些国家遭禁。奥威尔于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后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对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稍加影响，那幺《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奥威尔是由盟军占领军总部首先介绍到日本的，他的特殊价值因《一九八四》而被发现。奥威尔本人未必乐见这样推广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罗兰·巴特那篇着名文章问世之前就与人方便。
《一九八四》很早就来到了中国。英国着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曾是奥威尔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时的同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后，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据考，小说是奥威尔本人通过经纪人转告出版商寄往中国的，他还特意嘱咐，不要在书上留下“作者赠阅”的字样，以免给燕卜荪带来麻烦。 显然，作者知道这本书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荪并不欣赏《一九八四》，他评价说：“（小说）像烙铁一样在想像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微乎其微，一则说明冷战宣传发生效力，如果它属于“反共”的範畴，当然连读也不读就坚决拒之门外了。二则进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学在国内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这一状况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改观。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语风的兴起，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名声就响起来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上收有奥威尔的条目，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在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界已经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乌托邦小说”类，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读了《一九八四》的原版，与《动物农场》一起读，书是从复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国老师那里借的，也许她以为让学生读奥威尔会收到启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这样的神效，我是有点怀疑的。当时的外教初到中国时也带了自己头脑里关于中国的刻板形象，与学生接触多了就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深入的认识。比如说，学生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写起英文作文来毫无顾忌，一点不像洗过脑。
联繫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和接触“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的经历，以及他自己所说的“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一九八四》一度被视为反苏作品（前苏联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极权的象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仅仅从反苏、反极权来理解这部小说，对奥威尔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为此承担一点责任。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和义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已经病重，他全身心投入斗争，听凭恐惧感主导他的想像，也付出了代价，这就是为什幺燕卜荪感到难以欣赏《一九八四》的原因。米兰·昆德拉曾非常敏锐地指出，《一九八四》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自身变成了专制精神和宣传的象徵，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英国着名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燕卜荪和昆德拉大概都不会同意。伯杰斯自己读奥威尔，也未见得多一份自由。《发条橙》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七一年由库布里克拍成电影，当时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书里的主人公阿历克斯是个问题少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不以恶为恶，为此受到严厉的惩罚。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也不希望读者站队。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瀰漫的潜能。如果这样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範围恐怕就不限于一时一地。至于它是否将政治的目的与艺术的目的融为一体，那是另话。
奥威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要比美军驻日总部所描绘的极权主义要複杂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纪的超强帝国可以随意在经受过殖民之苦的地方发动战争，摧毁国家机器，导致无穷无尽的灾难，肯定是不会让自己的笔闲下来的。现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权的是市场上的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奥威尔会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可以从他几篇有名的书评推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开山学者哈耶克因反对社会主义、计画经济在我国曾经享有教主一般的神圣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出版时，奥威尔的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他警告说，不加干预的市场可以比暴君或专制的国家机器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在《经营者的革命》一书中说，重视效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将来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译为经理们）。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的猪——不择手段的拿破仑们。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国左派，一九四○年转向，二战时在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办（OSS）工作，是心理战专家。他在战后是典型的右翼，堪称知识界自由派的劲敌，一九八三年得过里根总统的“自由勋章”。奥威尔在一九四六年写过很有名的批驳伯南的文章，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再说詹姆斯·伯南》那篇书评有助于对《一九八四》和当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熟悉的思维模式去写作、论争的，因此还要儘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扰他的问题，不能温顺地在哈耶克、伯南的价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两本小说不放，做他“反极权”的冬粉。如果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幺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一○一室”的洗脑，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当年把《一九八四》经典化的美国，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利用电子手段监视全球、随意侵入私人领域的行为被曝光，活脱脱就像小说里无所不在的“老大哥”。这一事件恰恰证明了所谓极权的複杂性。
很难想像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会征服英国的知识界，他到了美国以后才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英美社会在价值观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差别。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因预算问题“停摆”，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拒绝欧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方案，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简称NHS）为全民提供免费门诊和住院服务，其方案（即《贝弗里奇报告》）在二战期间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实施。美国至今没有类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为已经习惯于福利社会、并将免费医疗视为基本人权的欧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卡梅伦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CNN）着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尔请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夏马向美国观众介绍一下英国保守党的基本特点，夏马的回答有点出乎意料：“对美国人来说，英国保守党成员是一批列宁主义者。”夏马并没有说错，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点夸张。英国政界比较“右”的人士在社会政策上往往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左”。奥威尔生前支持的是工党，要美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见解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只要说奥威尔反苏反极权，还比较幼稚的美国读者就会把他引为同道。奥威尔大概不愿意看到全世界的读者都变得跟美国读者差不多吧。
奥威尔特别解释过，《一九八四》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实际上，奥威尔始终是个关心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无所不能，它必须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他前期的着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徵。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 和《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以极其写实的笔法描绘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可比之处。他的小说《缅甸岁月》（1934）还涉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话题。
英国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尤其在知识阶层中间。工党的英文是“Labour Party”，可见它成立之初以维护劳工利益的宗旨。记得工党政府卡拉汉首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访问中国时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英国也有英国的社会主义。卡拉汉时期的英国工党就是公开标榜社会主义的，召开大会时还以“同志”相称。后来工党被柴契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其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在奥威尔的时代，英国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即是左派中的一员。但是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很讲究。奥威尔则不然，他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就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这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称号，因为他评论甘地的文章一上来就说“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有罪的”。他不喜欢做派，而圣人往往靠做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我们崇拜圣人和殉道者，读到这种句子立即会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力。
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他从来没有把英国人想像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国想像为“自由的堡垒”或“上帝应许之地”。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核子弹。这三件事涉及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击无法辩护之事中的一两项，来为其他的开脱。
作为一个老牌帝国，英国对世界事务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积极报导、分析国际时局也成了英国报刊的传统。奥威尔的兴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对英国社会的关心远甚于对其他社会的关心，谈论别国事务，也念念不忘英国在所论事务中的责任与应持立场。他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并没有把英国完全排除在外，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和警示。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英国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为着战争需要所惯用的手法。《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篡改历史，可能也是奥威尔从艾琳那里得到印证。奥威尔一生极度憎恶压迫性的制度，这也可以从他的长文《如此欢乐童年》 推出一点缘由来。这是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讲的是奥威尔小时候寄宿在圣赛浦里安学校时的痛苦经历，其中他因尿床数次挨打的场景特别令读者难忘。八岁的艾里克·布莱尔（奥威尔是他成年后的笔名）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充满“暴力、欺诈和诡秘”的圣塞浦里安，“就像一条金鱼给投进了一个满是尖刺的水缸” 。存活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反抗：“对你的欺压，不论是什幺程度，你都没有办法。”对校长和校长夫人这对“可怕的权力无比的妖魔”，年幼的奥威尔和他的同学们只能阿谀奉承，看到他们的笑脸，学生就有“一种做奴婢的乐趣”，“憎恨就会化为一种献媚的热情”。原来这所寄宿学校就是微型的大洋国，而无助的艾里克·布莱尔就是温斯顿。《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在“一○一室”接受“训导”的时候，欧布莱恩待他如学生：“欧布莱恩低头仔细打量着温斯顿，这个时候他尤其像个老师，费尽心思想把一个误入歧途的好学生拉回来。”这位行刑者兼洗脑者的言行举止不是也有点像当年的校长夫妇“傻包”和“翻脸”吗？
无疑，《一九八四》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奥威尔在《我为什幺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儘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不过他也承认，“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允许这个谜存在于《一九八四》的写作背景中，也未尝不可吧。
陆建德
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似乎总是和政治关联着，关于它的种种标籤无不折射出政治色彩。这部小说是冷战时期的宣传品，受到最高程度的评价，自然会在某些国家遭禁。奥威尔于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后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对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稍加影响，那幺《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奥威尔是由盟军占领军总部首先介绍到日本的，他的特殊价值因《一九八四》而被发现。奥威尔本人未必乐见这样推广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罗兰·巴特那篇着名文章问世之前就与人方便。
《一九八四》很早就来到了中国。英国着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曾是奥威尔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时的同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后，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据考，小说是奥威尔本人通过经纪人转告出版商寄往中国的，他还特意嘱咐，不要在书上留下“作者赠阅”的字样，以免给燕卜荪带来麻烦。 显然，作者知道这本书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荪并不欣赏《一九八四》，他评价说：“（小说）像烙铁一样在想像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微乎其微，一则说明冷战宣传发生效力，如果它属于“反共”的範畴，当然连读也不读就坚决拒之门外了。二则进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学在国内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这一状况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改观。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语风的兴起，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名声就响起来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上收有奥威尔的条目，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在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界已经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乌托邦小说”类，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读了《一九八四》的原版，与《动物农场》一起读，书是从复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国老师那里借的，也许她以为让学生读奥威尔会收到启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这样的神效，我是有点怀疑的。当时的外教初到中国时也带了自己头脑里关于中国的刻板形象，与学生接触多了就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深入的认识。比如说，学生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写起英文作文来毫无顾忌，一点不像洗过脑。
联繫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和接触“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的经历，以及他自己所说的“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一九八四》一度被视为反苏作品（前苏联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极权的象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仅仅从反苏、反极权来理解这部小说，对奥威尔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为此承担一点责任。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和义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已经病重，他全身心投入斗争，听凭恐惧感主导他的想像，也付出了代价，这就是为什幺燕卜荪感到难以欣赏《一九八四》的原因。米兰·昆德拉曾非常敏锐地指出，《一九八四》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自身变成了专制精神和宣传的象徵，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英国着名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燕卜荪和昆德拉大概都不会同意。伯杰斯自己读奥威尔，也未见得多一份自由。《发条橙》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七一年由库布里克拍成电影，当时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书里的主人公阿历克斯是个问题少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不以恶为恶，为此受到严厉的惩罚。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也不希望读者站队。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瀰漫的潜能。如果这样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範围恐怕就不限于一时一地。至于它是否将政治的目的与艺术的目的融为一体，那是另话。
奥威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要比美军驻日总部所描绘的极权主义要複杂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纪的超强帝国可以随意在经受过殖民之苦的地方发动战争，摧毁国家机器，导致无穷无尽的灾难，肯定是不会让自己的笔闲下来的。现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权的是市场上的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奥威尔会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可以从他几篇有名的书评推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开山学者哈耶克因反对社会主义、计画经济在我国曾经享有教主一般的神圣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出版时，奥威尔的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他警告说，不加干预的市场可以比暴君或专制的国家机器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在《经营者的革命》一书中说，重视效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将来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译为经理们）。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的猪——不择手段的拿破仑们。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国左派，一九四○年转向，二战时在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办（OSS）工作，是心理战专家。他在战后是典型的右翼，堪称知识界自由派的劲敌，一九八三年得过里根总统的“自由勋章”。奥威尔在一九四六年写过很有名的批驳伯南的文章，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再说詹姆斯·伯南》那篇书评有助于对《一九八四》和当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熟悉的思维模式去写作、论争的，因此还要儘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扰他的问题，不能温顺地在哈耶克、伯南的价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两本小说不放，做他“反极权”的冬粉。如果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幺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一○一室”的洗脑，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当年把《一九八四》经典化的美国，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利用电子手段监视全球、随意侵入私人领域的行为被曝光，活脱脱就像小说里无所不在的“老大哥”。这一事件恰恰证明了所谓极权的複杂性。
很难想像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会征服英国的知识界，他到了美国以后才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英美社会在价值观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差别。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因预算问题“停摆”，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拒绝欧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方案，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简称NHS）为全民提供免费门诊和住院服务，其方案（即《贝弗里奇报告》）在二战期间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实施。美国至今没有类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为已经习惯于福利社会、并将免费医疗视为基本人权的欧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卡梅伦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CNN）着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尔请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夏马向美国观众介绍一下英国保守党的基本特点，夏马的回答有点出乎意料：“对美国人来说，英国保守党成员是一批列宁主义者。”夏马并没有说错，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点夸张。英国政界比较“右”的人士在社会政策上往往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左”。奥威尔生前支持的是工党，要美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见解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只要说奥威尔反苏反极权，还比较幼稚的美国读者就会把他引为同道。奥威尔大概不愿意看到全世界的读者都变得跟美国读者差不多吧。
奥威尔特别解释过，《一九八四》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实际上，奥威尔始终是个关心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无所不能，它必须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他前期的着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徵。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 和《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以极其写实的笔法描绘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可比之处。他的小说《缅甸岁月》（1934）还涉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话题。
英国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尤其在知识阶层中间。工党的英文是“Labour Party”，可见它成立之初以维护劳工利益的宗旨。记得工党政府卡拉汉首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访问中国时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英国也有英国的社会主义。卡拉汉时期的英国工党就是公开标榜社会主义的，召开大会时还以“同志”相称。后来工党被柴契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其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在奥威尔的时代，英国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即是左派中的一员。但是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很讲究。奥威尔则不然，他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就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这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称号，因为他评论甘地的文章一上来就说“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有罪的”。他不喜欢做派，而圣人往往靠做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我们崇拜圣人和殉道者，读到这种句子立即会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力。
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他从来没有把英国人想像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国想像为“自由的堡垒”或“上帝应许之地”。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核子弹。这三件事涉及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击无法辩护之事中的一两项，来为其他的开脱。
作为一个老牌帝国，英国对世界事务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积极报导、分析国际时局也成了英国报刊的传统。奥威尔的兴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对英国社会的关心远甚于对其他社会的关心，谈论别国事务，也念念不忘英国在所论事务中的责任与应持立场。他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并没有把英国完全排除在外，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和警示。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英国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为着战争需要所惯用的手法。《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篡改历史，可能也是奥威尔从艾琳那里得到印证。奥威尔一生极度憎恶压迫性的制度，这也可以从他的长文《如此欢乐童年》 推出一点缘由来。这是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讲的是奥威尔小时候寄宿在圣赛浦里安学校时的痛苦经历，其中他因尿床数次挨打的场景特别令读者难忘。八岁的艾里克·布莱尔（奥威尔是他成年后的笔名）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充满“暴力、欺诈和诡秘”的圣塞浦里安，“就像一条金鱼给投进了一个满是尖刺的水缸” 。存活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反抗：“对你的欺压，不论是什幺程度，你都没有办法。”对校长和校长夫人这对“可怕的权力无比的妖魔”，年幼的奥威尔和他的同学们只能阿谀奉承，看到他们的笑脸，学生就有“一种做奴婢的乐趣”，“憎恨就会化为一种献媚的热情”。原来这所寄宿学校就是微型的大洋国，而无助的艾里克·布莱尔就是温斯顿。《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在“一○一室”接受“训导”的时候，欧布莱恩待他如学生：“欧布莱恩低头仔细打量着温斯顿，这个时候他尤其像个老师，费尽心思想把一个误入歧途的好学生拉回来。”这位行刑者兼洗脑者的言行举止不是也有点像当年的校长夫妇“傻包”和“翻脸”吗？
无疑，《一九八四》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奥威尔在《我为什幺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儘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不过他也承认，“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允许这个谜存在于《一九八四》的写作背景中，也未尝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