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本《易传》各篇固然有儒学特色，然而在战国中期，亦有道家的《易传》流行。请看《左传》一书关于《易》与占筮的记载：
(陈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庄公二十二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僖公十五年)(晋厉)公筮之，史曰：“吉。……”(成公十六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襄公九年)在这些筮例之中，负责占筮的人物都是史官。《左传》还提到“卜徒父筮之”（僖公十五年)，“阳虎以《周易》筮之”(哀公九年)，“庄叔以《周易》筮之”(昭公五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昭公七年)，“筮之”的主语除卜徒父以外，都是问筮者，不是占筮的具体操作者，这些操作者大概多数是史官。《国语》所记筮例与《左传》接近，如《晋语》说：
公子亲筮之，曰：“尚得晋国。”遇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
在这里，负责占筮的也是史官。《仪礼》有数篇记述筮仪，其中负责占筮的人物或被笼统地称为“筮者”或“筮人”，或被指明是“史”。据《左传》、《国语》等书，春秋时有人自称为“周之卜正”，鲁、卫、晋等国则有“卜人”。而秦二世时，“乃召太卜令卦之”（《史记·李斯列传》）。考虑到《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指出汉武帝“初置太卜”，可以推测汉代以前的“卜正”、“卜人”、“太卜”未必为正式的官名。即使先秦有“卜正”之官，大概也是以龟卜为主要职责，占筮的操作者则主要是“史”。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可见汉武帝设定太卜之后，太史公父子仍“近乎卜祝之间”。另外，太史公父子的职责为“文史星曆”，“掌天官”，而《史记》书中占筮史事记于《日者列传》，龟卜史事记于《龟策列传》，也显示出西汉太史仍有占筮之责。假如道家与史官的联繫可被证实，便不能不承认道家与《周易》有关。
友人王博先生撰有《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一书(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多方举证，很雄辩地说明了《老子》思想与史官文化的联繫。笔者在上文说明《老子》思想是以丧礼为本，起源于周代的宗教观念，而这种解释与道家出于史官的成说可并行不悖，因为史官之责除占筮外，还包括丧礼与祭礼。这一点可由《周礼》一书得到证实，直到西汉，司马谈还以太史的身份负责郊祭事宜。道家之出于史官这一点既已证实，则《周易》与道家的联繫便也应当得到认定。据《战国策·齐策》，齐人颜斶曾对齐宣王陈述“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兼引《老子》和《易传》，所引《易传》文字的思想内容有道家特色，不见于通行本《易传》。这一事例不但可证明战国道家治《易》，还证明战国道家有一包括《周易》在内的经典系统，其《周易》一书既然包括颜斶所引的《易传》，自然也应包括与“传”对应的《易经》。
六、齐道家的“黄老易”系统
过去学界承认战国时期的齐国有黄老之学，今又说明战国道家以《周易》为经典之一，则齐国道家兼治《黄》、《老》、《易》，已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黄》、《老》、《易》之有密切关联，可由许多史料而得到证实，如春秋时期有叔向兼引《易》、《老》之例，战国时期有颜斶兼引《易传》和《老子》之例，汉初司马季主兼通《易经》与《黄》、《老》，西汉景武之际司马谈兼习《周易》与黄老学派的道论。很多学者对这些事例不予重视，可能由于未能注意到这些事例有两个内在的原因，其一，道家学说以及关于黄帝的传说都出于史官，源于古代的宗教，而《易》之占筮恰是古代宗教的活动，恰由史官负责；其二，陈氏代齐的谋略很像是有得于《老子》，而陈氏有齐国权力的凭据恰是两项占筮的记录，以及奉黄帝为祖先。上文已说明了第一点，此处仅就第二点，即齐国陈氏与“黄老易”的关係，作一简单的论述。
关于陈氏与《老子》的关係，本书第三章将有较详的论述。笔者在此处只想简单地说明，陈乞、陈成子在齐国谋夺政权的策略，是“大斗出贷，以小斗收”，这一策略正好是《老子》所说的“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意即圣人处于债权人的地位却不索取所欠，或者说施捨而不求报。《老子》还提到“夫唯道，善贷且善成”，陈氏的“出贷”岂不正是《老子》所谓的善贷者！陈成子对齐平公说：“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这一权术岂不正是《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作者为陈国人，齐国陈氏则为陈国公族后裔，两者的谋略思想是如此地契合，恐非偶然。据《左传》、《史记》的记载，陈氏扩充势力始于陈桓子，由陈桓子到陈乞，再到陈成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老子》的成书大约在这过程的中间。陈桓子的策略可能启发了《老子》的作者，《老子》的训诫又对陈成子的政治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
陈氏代齐常被看成春秋战国之间最为严重的篡弒之例，此事构成对周代制度的挑战，因而周朝的制度与传统思想均不利于陈氏的夺权举动。而《老子》正好有这样的格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应注意这个命题与“天子”的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陈氏代齐违背了宗法世袭原则，岂不正好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理由?对于陈氏的权势的扩大，晏婴曾提出遏制的办法：“唯礼可以已之。”(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而《老子》通行本称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一见解虽未必出自原始的《老子》，但也渊源久远，简直是陈氏代齐的最重要的口实。分析至此，我们会意识到《老子》与齐国陈氏的关係竟是极为密切的，《老子》屡次标榜的“圣人”，或许亦与陈氏有关。
陈氏所要控制的，是东方的大国，控制这样的国家不能不有赖于某种神学理论的支持。支持将来自何处呢?《老子》是讲哲理和权谋的书，不是宣扬天命的书，陈氏家族若是只依靠《老子》，尚不能使自身的权威显得神圣。此种思想领域的空白，要由《易经》来填补。《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氏占筮之事两例，一例是：
初，懿氏卜妻敬仲(陈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另一例是：
陈厉公……生敬仲(陈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左传》作者既非齐人，亦非陈人。这位作者竟能记述陈氏家族内部的筮事，可见这两例筮事一定在陈氏代齐之时和代齐之后广泛流传，流传的原因当在于齐国陈氏的故意宣扬。陈氏宣扬这两个筮例，实在是有必要的。当时齐国内外的士大夫及民众都知道陈氏代齐乃是下合民心，却都不知道此举是否上合天意。《老子》“天道无亲”的命题否定了上帝支持宗法世袭的可能性，而周史根据《周易》的占筮结果，却是预言陈完的子孙将代有齐国，甚至还明确指出是在陈国衰亡之后。而另一筮例的结果与此吻合，竟能预见陈氏代齐之事乃是陈完第八代子孙的创举。古代的预言多有神秘色彩，占筮的神秘性尤为显着。《周易》蒙卦的卦辞提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显示出占筮结果在古代被公认是神的预言，甚至是上帝的预言。可想而知，陈氏在世袭观念的压力下，对上述两例占筮的结果会是何等重视。陈乞、陈成子在扩充势力之时，定会夸饰这两例占筮的记录，全力宣扬，以博得齐国士众的支持。陈成子的后人陈和成为齐国的正式君主，号称“太公”；陈和之子陈午使齐国变得更加强盛，謚称“桓公”；陈午之子即齐威王，威王以下依次为宣王、湣王，湣王一度号称“东帝”。而在陈氏的辉煌的历史过程中，一定长期地将上述两例占筮记录奉为首要的权力依据，不断宣传，不断加以神化。故而在西汉之时，太史公仍相信这两例占筮的权威性：“《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意谓陈氏代齐不是人事和时势的演变所造成，而是合乎天命的必然之事。陈氏权力以占筮记录为据，占筮以《周易》之书为据，则《周易》定为齐国陈氏所尊崇的经典。附带指出，在宋国灭亡以前，宋人所沿用的《归藏》也是流行的占筮书，与《周易》可以并列。但由于陈氏是由周史和《周易》而得到占筮上的支持，故而陈氏对《周易》一定是更为尊崇。
《周易》在陈氏统治下的齐国受到尊重，便与齐国的道家发生了联繫。关于齐国政治之受道家影响，可引《管子》为证。《管子》的书名及其与齐桓公、管仲有关的内容，显示出这是一部齐国的典籍。考虑到姜齐有太公，田(陈)齐亦有太公；姜齐有桓公，田(陈)齐亦有桓公；可见齐国陈氏并未割断与姜齐的联繫。陈氏的策略，是承认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的光荣，而以齐桓公的继承者自居。《管子》的思想内容带有战国时代的印迹，很可能是由齐国陈氏的桓公或威王、宣王等组织编撰的。而在《汉志》的目录里，《管子》着录于《诸子略》道家类，正好位于《老子》之前。近十年来很多学者着眼于其书的思想内容，纷纷论证《管子》属于道家。这样一来，齐国在战国时代有道家的学派存在，便是无疑的了。而齐国道家与《周易》的关联，可由《战国策·齐策》所引颜斶的议论来说明。《齐策》说，隐士颜斶向齐宣王宣布：“士贵耳，王者不贵。”这一论断与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意义接近，在战国中期的列国思想界属于极端性的意见，受到齐宣王近臣的斥责。于是颜斶作出申辩：
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忘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
有些学者怀疑颜斶与《齐策》下章所提到的王斗是同人异名，使颜斶这段议论的可靠性有了疑问。然而颜、王二人是不能混淆的，《齐策》关于两人游说的记载全然不同。王斗讽谏的结果是“举士五人任官”，颜斶则辞去归隐而“终身不辱”。王斗所争辩的，是士的价值胜过狗马酒色；颜斶所要证明的，却是士的高贵竟超过王者。两者差别如此之大，绝非一人一事。唐代卢藏用《春秋后语释文》指出，颜斶为“齐之高士”，王斗（）为“齐之忠臣”，即显示出二人的隐仕之别。考察颜斶议论的内容，提到“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正反映出战国中期的形势，当时除七雄之外，尚有宋、卫、中山、鲁、邹及“泗上诸侯”(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颜斶先引《易传》，后引《老子》，与后世兼引《易》、《老》之例相仿。而他所引《易传》的内容，也与《老子》思想相通。另外，他在“是故《易传》不云乎”一节之后，又称：“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这很像是继续引述《易传》，只是承接上文而省略了《易传》之名。而这种“无形”、“无端”的说法若是当真出自此处的《易传》，那幺这部《易传》便应当是道家的《易》学着作。
根据陈侯的铭文，至迟在齐威王时，齐国陈氏已奉黄帝为先祖，以此作为据有齐国政权的凭据之一。又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者以及韩国，都有很多人“归本于黄老”或“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则齐国道家所尊崇的经典，还应包括《黄帝》一书。这部书的名称可根据《隋书·经籍志》简称为《黄帝》四篇，亦可根据《汉志》称之为《黄帝四经》四篇。三国吴人阚泽说：“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见《广弘明集》卷一《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可证《黄帝四经》之名是汉景帝所拟定，原名应是《隋志》所说的《黄帝》。齐国陈氏既奉黄帝为祖先，理应组织稷下学者编出《黄帝》之书。殷代的祭礼据《礼记》所说，是“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则是“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陈氏以黄帝为祖，较之殷周更为神圣；陈氏组织编出的《黄帝》，权威应超过由殷周文献汇集成的五经。《汉书·扬雄传赞》引桓谭说，汉文帝和景帝都说过《老子》“过于五经”，这一看法似也来源于齐国陈氏。《史记》屡称战国齐、韩等国有人崇尚黄老，《老子》又高于《周易》，则战国秦汉黄老学派的经典系统若是归纳为“黄老易”，似是可以成立的。据《史记·日者列传》，汉文帝时司马季主“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可视之为“黄老易”系统的重要的史料依据。司马谈重视黄老，又“受《易》于杨何”，也与“黄老易”的系统有密切的关联。
对于齐国陈氏，中国历代学者多有贬义，我将道家“黄老易”的系统与陈氏代齐的历史联繫起来，会不会有损于黄老之学的形象呢?从现代的眼光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陈氏代齐所违背的，不过是古代的世袭制度和宗法观念；而陈氏所看重的，却是士民的支持和拥戴。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颜斶所说的“士贵耳，王者不贵”，实际上都暗含着对陈氏代齐的肯定。战国时期盛行的禅让说，也与陈氏代齐、三家分晋有一定的关联。陈成子、陈和、齐威王和齐宣王，都是英明的统治者，按照今人的看法，他们统治齐国的资格其实要超过春秋晚期的齐国姜氏。能成为齐国陈氏的权力依据，几可说是黄老之学的幸运，甚至是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