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历过12个国家、会多种语言的德国女记者，为了理想和未来回到家乡柏林。时间是1945年4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点，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不久，柏林被苏联红军攻陷。

苏军攻克柏林后，以胜者的姿态在破败的柏林街头狂欢、叫喊，抢掠、强暴以宣洩压抑在心中太久的恐惧和对停战的渴望。女人，作为一种战争时期的特殊“物品”，也成了胜者的战利品。苏军既以胜利者又以复仇者的面目肆意对柏林女人羞辱蹂躏。“女记者”藉着会俄语，试图向苏军长官请求帮助，希望那些受糟踏的柏林女人能得到保护。第一次，她得到的是长官安德烈少校冷冷且挑衅般的回覆：“他们都很乾净、健康。”这无疑是认可并纵容苏军在柏林的所作所为。无处可藏的柏林女人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身心及生命安全无任何保障。多次惨遭蹂躏的“女记者”再次试图向安德烈少校请求帮助，结果她得到的依然是冷血的回答。“女记者”绝望了，明白这个时候能救自己的唯有自己，她告诫自己，外表的伤害摧毁不了自己的内心，必 须尽一切可能活下去。她及她的同伴们改变了策略，与其被群奸，不如主动找一个固定的靠山。“女记者”儘量努力结识苏军中的军官，先是一个上尉，可上尉是个浪子，只想玩玩她。终于，她成功“勾搭”上了少校安德烈。少校是个受过良好教育、会弹钢琴、目光深沉、外表冷漠内心丰富的男人，对她要求甚少，两人之间竟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情。

战争终于结束了，苏军少校因为她而被上级处分、调走。她远赴西伯利亚参战的丈夫也回来了。然而，曾经深爱的丈夫因看了她的日记而无法面对这一切，嫌她骯髒、嫌她无耻，最后，厌恶地弃她而去。

原着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4月20日到6月22日，只有两个月。原着小说先是在作者的朋友之间传看，被其中一位作家朋友Kurt Marek负责推荐宣传，得以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美国、英国出版。在小说最初出版后，经由作者的要求下，封面上的署名为无名氏，以保护她的安全。直到她死后，其真实姓名Marta Hillers才被披露出来。电影製作从各个方面都儘量贴合了原着，比如小说作者在写日记时是34岁，而妮娜·霍斯在拍摄电影时是33岁。

在看过的众多二战片里，苏军始终是正义方的代表，《柏林的女人》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印象——英勇善战、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

面对战争中被强姦或轮姦而被杀或自杀的女性，德国和苏联对这段史实一直都讳莫如深。这似乎可以理解，因为对德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而对俄国则是犯罪控诉。战争，是一场毫无尊严可言的社交。影片在表现苏军的野蛮时观众依然能体会出导演的审慎与反思，片中多处在表现苏军报复性的疯狂时，有意无意地通过当事者或局外人的嘴说出纳粹在俄国的行为没有最狠只有更狠。作为观众，既无法单纯地同情柏林女人的无辜，也体会不到苏军报仇雪恨的痛快。内心的複杂，无以言说。（《井冈山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