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在首都、地方上为忠臣烈士设祠奉祀的习惯，如各种忠烈祠、昭忠祠、忠烈庙、褒忠祠等等。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皆有此传统。

抗战前，国民政府即逐渐细化关于忠烈祠的法规条文，着手在全国推广建设忠烈祠，但因陷入与日本强敌的全面战争，苦苦支撑，财力不敷于建设忠烈祠。

1941年3月，内政部礼俗司提出了建立“首都忠烈祠”的计画，準备就公共祠庙改建，并于同年7月7日举办公祭。但计画过于急迫，蒋介石指示“暂从缓议”。第二年，两次拟建计画纷纷作废，前一次因为通货膨胀导致预算不够，后一次由于在关岳庙基础上改建而遭到道教界的反对。道众在上书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书函中，批评这是“岂不是新鬼大，故鬼小乎？不啻追崇现代之忠烈，而反亵渎前代之忠烈也。”

战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内战和经济崩溃，仍然手头拮据，建造“首都忠烈祠”计画再遭拖延。抗战后地方上依靠自己筹资建立起了1000座左右的忠烈祠，但规模小，且基本上是改建旧有祠庙，十分简陋、寒酸。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举办的最后一次首都春祭，借南京灵谷寺正气堂举行。

1969年前后也是台湾的忠烈祠建设高峰期，这与始于1966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忠烈祠和孔庙大兴土木。同时，虽然日本时期遗留下来的县级以上神社早被改成地方忠烈祠，但1970年代为了消除殖民痕迹，大行拆毁旧建筑，以极富中国传统色彩的建筑物代替。

1969年竣工的圆山忠烈祠，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忠烈祠”。它成为祭祀国殇的最高级别场所，圆了国府建设“首都忠烈祠”的夙愿。

其原址为台湾日治时期的“台湾护国神社”、奉祀日本靖国神社内之台湾籍阵亡将士。后来因蒋中正认为原建筑之简陋、有失庄严、不足以祭祀国民革命英烈，乃拟令由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将军主持重建，1967年12月11日开工改建，由何应钦上将担任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3月24日完工，期间，蒋介石“在原设计图样中指示甚多，并在兴建中莅临工地20余次，每次莅临必详询施工情形。并于1969年3月25日落成启用，并依《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设定、管理，1969年由行政院制颁、1999年修订的行政命令《忠烈祠祀办法》第八条明订“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首都，建立首都忠烈祠，并得特準建立专祠专坊或专碑。”，同办法第二十四条并规定“各地忠烈祠应于每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九月三日，依公祭礼节举行公祭，首都忠烈祠，由总统主祭”，典礼相当隆重且庄严。

2009年和2011年清明节时，马英九曾在圆山忠烈祠亲自主持过遥祭黄帝陵。这项礼制始于1951年，1935年便形成祭扫黄帝墓惯例，迁台后代以忠烈祠替代，并改由省政府主持，后升格为“内政部”主办。“总统”亲临主祭，却是60年来第一次。国民党发言人宣称此举是表达政府对慎终追远传统文化重视，绿营却批评如潮。

圆山忠烈祠是台湾地区地位最高的“忠烈祠”。

国民革命忠烈祠迎面是由三个拱门组成的大牌坊，中间是蒋介石“敬题”的“忠烈祠”三个镏金大字，两侧匾额分别题写“成仁”、“取义”。牌坊背面，中间是“万古流芳”，两侧分别是“千秋”、“忠义”。

正殿当中是蒋介石手书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匾额。拾阶而上，殿内正中摆放一张巨大的供桌，上供一个牌位“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供桌边的角落里存放“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到遥祭黄帝陵时才会置放于供桌之上。

两侧偏殿屋檐当中都挂着“烈士祠”的匾额。东侧为“文烈士”，西侧为“武烈士”。

国民革命忠烈祠分为大门牌楼、左右厢房、钟楼、鼓楼，进入大殿前的山门与四周长廊，大殿与大殿两侧的文、武烈士祠；所有建筑物都按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造，雄伟壮丽宏伟，每年春、秋均举行祭典，另有遥祭黄帝陵典礼。

大殿外有蒋介石1968年亲自题字“国民革命忠烈祠”，建筑型式为仿北京故宫太和殿，大厅内的地面全为大理石，上面铺以红色地毯以示庄严肃穆，大殿供奉的对象以“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为主，平日置于正中央，左侧为“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右侧是“孙中山遗照”。

按照1978年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能入祀者除辛亥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处理“闽变”、“两广事变”）、抗战及“勘乱复国”等几个时期阵亡或殉职者，入祀烈士经“国防部”造册报请当局领导人核准，总计30多万人。宋教仁、廖仲恺、秋瑾、张辉瓒、张自忠、张灵甫、戴笠等，皆位列其中。

在基隆河畔的圆山忠烈祠，占地5公顷，内分文、武烈士祠。武烈士祠供奉东征、北伐、抗日等各时期牺牲的三军将士。将军级别的牺牲者，有单人牌位供奉；校尉级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则以集体名册藏置在箱子里，每箱1万人名单。现供奉武烈士共396622人。

文烈士祠里，领导人和具有特殊贡献者设个人牌位，余下设百人牌位，现供奉2536人。文武差别在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职人员外，文烈士祠囊括了所有在黄埔建军之前不分文武的国民革命烈士。

逝者要入祀忠烈祠，须遵照两条法则进行申报。军人申请入祀的条件有三条，符合其一即可：一是作战时地，为争取胜利，冒险犯难，攻成身死者；二是作战时地，恪尽职责，慷慨成仁者；三是因执行特殊危险任务死亡，经“总统”明令褒扬者。

出于历史遗留问题，除了前者“国防部”根据“兵役法”颁发的行政命令外，还有“内政部”颁发的《忠烈祠祀办办法》。两部“办法”并不是很一致，导致入祀标準的用语不够精确，因此一直有呼吁统一起来的声音。

1978年，台湾“国防部”颁布《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同年收入了台湾在日治时期的起义成仁者名单，如最近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莫那鲁道、花岗一郎等。1988年，随着台湾所处环境的变化，“入祀办法”作了修改，警察、消防、公务员、教师忠烈殉职者也有了入祀的资格。

和平时代，阵亡军人的数量大大减少，军人入祀标準被放低，同时很多入祀者来自国民政府追溯历史时的补充。如2009年，圆山忠烈祠迎回了二战期间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烈士英魂。“中华民国国军于巴纽阵亡将士之灵位”之木质牌位在重重护送下，从桃园国际机场送入忠烈祠。入祀仪式非常隆重。

圆山忠烈祠邻近圆山大饭店，祠内由三军仪队担任礼兵驻守，仪队交接仪式于每日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的整点执行，其中下午五点的仪式提早至下午四点四十分开始，操枪动作大约四十分钟；因为仪队交接仪式，使圆山忠烈祠成为台北市特别受到外国旅客造访的一处观光景点。

2014年8月24日台湾军方迎灵小组重返缅甸北部密支那主战场“招魂”，灵鹫山心道法师则邀请众多高僧于当地寺庙举行隆重的超渡仪式，合力诵经，以酬慰漂泊异域70载的忠魂。

2014年8月27日下午1时30分，台湾军方迎灵小组人员搭机返抵台湾，台军少将黄情捧英灵牌位入境，台军方象徵性地在入境证件查验台盖章，表示英灵入境，典礼庄严肃穆。

迎灵小组也安排仪仗队，以军礼迎接英灵，随后驱车前往位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举行入祀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