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第二天凌晨1时，讯息传到了重庆。大约3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讯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在名义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原地区就作为中日对决的战场，遭到战争的反覆蹂躏。1938年兰封会战后河南战区进入相持阶段，各地战争难民大批汇入河南，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加重了河南省百姓的粮食负担。而双方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国军、八路军以及日军等数十万军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採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

1942年，湖南长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为了牵制第九战区国军南下，以便其顺利攻占香港，集结7万余人大举进犯湘北。在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伤亡后，仍未能攻入长沙，反而在撤退时遭到国军强有力截击，仓惶撤回原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当时日军正横扫东南亚英美荷等盟国军队，国军取得的这一战绩振奋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军心。但豫北、豫东、豫南60多个县均已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

1942年1月，蒋介石作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同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部分地区1941年就开始遭遇旱灾。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没有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国民政府高层造成错误的判断，所以李培基对于河南大饑荒负有很大的责任。

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要求“徵购的数额要超过徵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徵收一分，徵购一分以上”。因为徵收针对全民，而徵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徵购多于徵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介石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同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9月到10月间，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画、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画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

10月3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为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开始实施各种以工代赈。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定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定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1942年，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5处各设一厂，统限1943年1月1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河南1942年灾情图

为救济流民，救灾委员会採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陕、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许河南灾民入境并赐予安置，灾民可在火车站乘坐免费的火车前往陕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计画，令各县对确无生路的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档案，然后準许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三、在洛阳组设办事处，与潼关火车站一起专门办理赴陕灾民的运送事宜，并由省府出资在潼关火车站发放救济费，灾民每口发给一伙食费5元。最终的移民结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记赴陕灾民约计318，500余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万余人）。与此同时，省府还命令前线各县，须“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从河南全省县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动，单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万人，而各县组织登记发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陕灾民32万，赴鄂灾民2.2万，另蒋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立粥厂救济灾民，各县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河南八区开仓放谷给灾民，总计达35万石。从陕皖鄂总购进平粜粮2450万斤，配发各县。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全省各市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事件。

在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同年秋天，田筹集粮食赈济灾民。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

而根据中共根据地记载，1942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而日军为防止影响稳定，採取封锁政策，灾民不能向日占区流动，且日军还将灾民向大后方以及敌后根据地驱赶，而向国共控制区被驱赶的难民不下三百万。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国大饑荒的一部分。这场大饑荒蔓延的範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灾情也相当惨烈。为更清晰地看清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在中国近代的真实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参考此一时期其他政治派别治下其他地域的灾情数据。譬如，据宋任穷回忆，他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乾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有些老百姓为了餬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宋任穷回忆录》）

宋任穷的这段回忆，可以与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档案《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对照阅读，该档案称：“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当时中共控制区的灾情亦十分严重。中共根据地进行一定救灾措施，提出抢种，免粮，以工代赈之类的救济灾民主要手段，太行地区1942年减免公粮5.6万余石，但外来灾民加剧了根据地负担，根据地接纳能力有限。太行地区在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河南饑荒发生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早在美国记者白修德报导此事之前的1942年底，国内报刊如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大公报》、《前锋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乾旱，灾情进一步恶化。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同年2月3日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由于抨击政府，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处罚。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重庆《新华日报》报导河南饑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导最多。

白修德

同年2月底，经过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白修德搭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宝鸡，乘火车至西安，由西安而陕西之东，5天后到达河南大地上。

2月，白修德来到洛阳，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当地官员对灾情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白修德从洛阳电报局将灾情报告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讯息首先在《时代》杂誌上传开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闆亨利·卢斯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被卢斯拒绝。讯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

3月22日，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导在《时代》上发表，标题为《直到下一次收穫季节来临》。

河南大饑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恶劣的抗战环境。

儘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饑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饑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饑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

饥饿的人民

而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饑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1942年春夏，大旱席捲河南的大旱。随着1941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穫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範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中共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根据学者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饑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1943年，连陪都重庆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

1942年9月份，河南当地的传教士已经注意到灾情。10月20日，蒋介石派出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赴河南视察灾情。同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展开救灾工作。中央政府向河南拨款两亿元（半数以借款的形式）用于救灾支出，同时蒋下令减免河南的田赋。田赋徵实要求农民将部分收成交给国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导，蒋介石下令将税额下调至200万大包，参见《河南省救灾工作之检讨》，《民国日报》（河南）1943年8月2日。

但是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张仲鲁则认为，中央政府只把税额降到250万包，每包约合200市斤小麦。但是救灾工作赶不上灾情的蔓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导，旱灾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此外，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同样迫切，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吃完了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死亡。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徵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县长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

为了维持驻扎在河南士兵的供给，徵集军粮使得灾情进一步恶化。鑒于在公开市场大规模採购军粮会加剧通货膨胀，1941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推行田赋徵实，以此来保障军粮供给。当徵收的粮食不能满足当地驻军需要时，政府还可以强行收购粮食，而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徵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

军粮供应使国民政府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激化。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发生了正面冲突，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封锁讯息，不允许媒体报导河南大饑荒。其实这是错误的，当局并没有禁止报导饑荒。

但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导未中断，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仍在继续报导河南灾荒，其报导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导《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导河南饑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导最多，具体如下表：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第三份史料，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但是蒋介石早在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就已经从河南军方了解到灾情，说蒋不许报灾不符合史实。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导河南饑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导，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儘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饑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誌上刊文之前，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白修德为了抹黑国民政府，伪造了历史。

河南省政府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出现在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中，但延津1938年就沦陷了，1943年，日军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有明确记载的国民党军受暴民袭击事件有数起，但是未被缴械，有一起被袭击损失最大且被抢去枪械的事件是土匪上官子平部，该部同样袭击八路军。

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人，逃荒人数1526662人。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儘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画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1942年大饑荒河南的死亡人数，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