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主要的是用于社交场合，也不是整个贵族和资产阶级都通行。如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称对方为“尊驾”，自己为“鄙人”，自己的家为“寒舍”，自己的父亲为“家严”，甚至历史上将“鸡”称为“烛夜”等等。

意即客厅语言。一种阶级习惯语。十七世纪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及文人、艺术家在客厅集会，议论文艺，自命高雅，而故意製造的特殊用语。它主要的是用于社交场合，也不是整个贵族和资产阶级都通行。如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称对方为“尊驾”，自己为“鄙人”，自己的家为“寒舍”，自己的父亲为“家严”，甚至历史上将“鸡”称为“烛夜”等等。

沙龙语言与中国的厕所（赵牧）：
80年代初在大学读书时,一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其一是：有客来，不说“请坐”，而要说“请满足这把椅子拥抱你的欲望”。这便是沙龙语言了。
80年代初的中国，即使是大城市的公厕，其情景仍然相当不堪——屎尿遍地、蝇飞蛆舞。上厕所是人人难逃且周而复始的经历。这种情况下要把厕所与沙龙扯在一起确非易事。所以回头再看当年有人能把城市公厕卫生提到关係“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确实了不起。
公厕是否“文明”不光是硬体问题，也涉及了语言文明。比如，厕所在中国有许多不雅的别称，如“茅坑”、“便所”。这些叫法和当年恐怖的情形倒也很般配。
语言有“文野”之分，这是常识。
有个老相声在“讨论”哪种方言最简洁时，竟举撒尿的例子：东北人说“上便所”；上海话是“撒尿”；
河南人最乾脆，只一个“尿”字。
相声描绘的是语言的繁简，却同时反映了语言的“文野”，东北话罗嗦，却最有文明相。说到“文明”，这相声又太“野”了。现在厕所最流行的通称是“洗手间”。女士有更高级的说法──“化妆间”。厕所名称的“现代化”是现代厕所档次功能提高的反映。如今不少星级饭店洗手间装璜之豪华，甚至超过了旧时欧洲贵族的客厅，这就为我把它与“沙龙”联想在一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前些日子与几位记者同行聊起公厕问题，其中一人说起自己在某大饭店里厕所遭遇的全新“恐怖体验”。他说，你若第一次进入那家饭店洗手间，要有这样的心理準备：
门一推开，就能看见一个穿制服的服务生侧身而立，朝你面露微笑，别吓着；接着，这人便可能用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眼神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你，直到你结束那难堪的过程。然后，通常你刚洗完手，一份纸巾（或毛巾）便送到你手上。最要命的是他还有可能手持一把长柄刷，在你意料不到的时候，突然在你背上划拉起来，你的脊梁骨顿时要冒出一股凉气。儘管你已经顿悟，这是有些星级饭店的服务程式之一，你还是恨不得儘快逃之夭夭。
众人大笑。有过同样体验一位的对策更绝，他说每逢要去这类地方，他必先“轻装”而往……其实，从沙龙语言的角度讲，这种“恐怖体验”的存在，也说明中国的厕所文明仍然不够高。那大宾馆既然能为“上帝（顾客）”想得如此周到，就应该在语言上也能配套，比如让服务生来一句“是否可以满足这把刷子刷刷你的需要”或者“是否可以替您掸掸背上的灰尘？”这样至少可以让人免于受到突然袭击的感觉吧。
在这里，与其服务过度，宁可语言奢侈更好些。在这方面，宋代就有过一个精妙的例子。苏轼在武林任通判期间，一日游览莫乾山步入一座道观。观中道士见他穿戴一般，便说：“坐”，然后吩咐小道童：“茶！”待苏轼同他交谈了几句后，道士方觉来者不俗，便请苏轼进大殿说：“请坐”，又吩咐道童：“敬茶！”接下来道士更觉得苏轼绝非凡人，便问姓名。道士知道来人竟是杭州通判大名士苏东坡时，道士慌忙下拜，并满脸谦卑地说：“请上座！”又吩咐道童：“敬香茶！”
临别时道士请苏轼题字，苏轼也不推辞，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坐，请坐，请上座；
茶，敬茶，敬香茶。
想想这道士，早点来一句“敬香茶”，虽然未必真是什幺香茶，也不会自找这番羞辱了。这点口蜜小伎，在商品经济启动的今天，连卖大碗茶的都能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嘴巴上了。

法国现在我们常听人说美髮沙龙、美容沙龙、沙龙照等等，现在美术展览使用沙龙这个名字屡见不鲜，最早的美展是由一六六七年路易十四举办的。
沙龙是义大利语，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法国，原意为较大的客厅。当时法国图书及各种宣传工具并不普及，也不发达，一些文人学士常在贵族客厅中，朗诵自己的新作、传播信息等，因此作为社交场所的沙龙，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法国最有名的沙龙要属巴黎的朗布伊耶宅邸，这里集中了当时法国的许多名流、学者。
十八世纪以后，沙龙的性质有所变化，在沙龙里所谈论的，不是再单指文学艺术而是政治科学，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言论，那时的沙龙已成为革命的温床。
Salon，中文意即客厅，在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这个Salon是上流社会中名门望族、社会名流等人相互交流、铺撒关係网、交际劝的中心之地。在Salon文化的範畴内，主导各位显赫权贵、或是富豪、大思想家、大文豪们的不是什幺权威之人，而是一些女性。这些女性充当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Salon文化的剑锋角色，在任何一个知名的Salon内，它的名望都不是来自当世名人，也不需要多少贵族的资助，它都是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一位杰出的女主人。于是在众多的Salon之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一个有名的Salon往往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主人，比如某公爵或伯爵的夫人。而成功地主持一个Salon可以为她们赢得社会的讚誉，透出众多上流社会的人物，她们甚至可以主导一个时代的风气。
“沙龙”是法语Salon一字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着名的社交场所。进出者，每为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呷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十九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
正宗的“沙龙”有如下特点：1.定期举行；2.时间为晚上（因为灯光常能造出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的美感，激起与会者的情趣、谈锋和灵感）；3.人数不多，是个小圈子；4.自愿结合，三三两两，自由谈论，各抒己见。
沙龙一般都有一个美丽的沙龙女主人。沙龙的话题很广泛，很雅致；常去沙龙的人都是些名流。我们在欧洲电影、小说和戏剧中经常会看见富丽堂皇或典雅精緻的沙龙场面。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个着名沙龙，女主人就是今天人们还经常提起的林徽因，可见这种社交方式早就传到了中国。
沙龙是个来自欧洲的舶来品，其法文SALON的本意就是客厅。某些人在老时间老地方相聚于斯，或谈艺术或论时政或者就是天南海北地神侃一通。当然，也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随意进入，林妹妹也肯定不会在此见到焦大。沙龙若是踢足球的干活，大家要幺都是中超要幺都是甲B；假如是舞文弄墨的，那作品基本都发表在省市级以上报刊的，发在厂报区报的“自然”不带。人以群分的沙龙是有着鲜明的档次和级别的。也可以说，有怎样的实力就进入怎样的沙龙。这就是沙龙的一个本相。
虽说沙龙起源16世纪的义大利，走红于17世纪的法兰西；可在中国也有相类似的玩法。文人叫圈子，民间则喊作帮啊派啊；后来，又有了俱乐部这样洋为中用的称谓。在我的记忆里，比较有名气的文人沙龙是“二流堂”，资本家的沙龙为“星期聚餐会”。
二十多年前读大学时，有一次在《新文学史料》杂誌看到：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一些志同道合且趣味相投的文学青年，定期聚会，交流作品；大家既无情挑刺又互相取长补短。不买账的，下次携新作再来。如此周而复始，不少有影响的作家就在沙龙里炼成了。直到今天，对这样的沙龙，仍然很是羡慕。
说来也怪。凡是能出人出作品的沙龙，凡是能勾得凤凰来的沙龙，几乎都有个出色的主持人。就拿老外的沙龙来说，这些优秀主持人还基本上由女生来唱主角。尼侬的沙龙，引来喜剧大师莫里哀和他的班子；夏德莱夫人的沙龙，俘虏了另一个文学大师伏尔泰。丝坍茵沙龙里精緻的茶点饮品，不仅让毕卡索、海明威和乔伊斯等大饱口福，同时也餵了一下他们饥饿的灵魂。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虽不是女主人，但照样也成了沙龙的核心，吾国才貌出众的林徽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沙龙问世的五百多年来，沙龙之相也在不断地变异换貌。有以文以画以艺术会友的，有成为革命温床的，有作为前进跳板的，有变成傍大户场所的，有成了做买卖地方的……当然，也生出不少传世的风流。用今天的话来说，沙龙是个平台是个载体；就看你识相不识相，识相就有好卖相。援引一位伟人的话，藉助它是可以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当然，也有愤然告别沙龙而成名的大师，譬如那个梵谷。大师离开了他一度迷恋的巴黎沙龙，独自回到了比尔。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表达了对沙龙的看法：“那里存在友谊、坚强和真挚的爱。也感到了一种可怕的阻力，它消耗了精神的能量。”
这幺看来，沙龙就是一把双刃剑。想想也不奇怪，世上的事物，哪一个不是矛盾的複合。

沙龙，系法语Salon的音译，即“会客室”、“客厅”之意。它是十七世纪西欧上流社会贵族阶级藉以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场所。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它在法国特别盛行。由于出入沙龙的多数是贵族文人学者，且以文学艺术为中心议题的居多，故称文艺沙龙。

文艺沙龙的形成是与当时贵族阶级社会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十六世纪末，法国宗教战争结束后，大批封建主投靠国王，转为宫廷贵族，他们离别了世代相传的庄园领地，集中到巴黎和凡尔赛居住。但又不能立即适应宫廷生活，又不屑与资产阶级为伍，依然留恋着昔日封建主的权威与尊严。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于是便组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聚集到某些贵妇人主持的客厅中谈论政治和文艺。从路易十三掌权时期开始，沙龙在巴黎成风，其中以一六O八年开张的朗布绮侯爵夫人的公馆最为出名。当时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和文艺作家，几乎都作过这个沙龙的座上客。

文艺沙龙的摆设、谈吐，一切都以高雅为準则。人们的衣饰华丽典雅，举止矫揉造作，言语装腔作势，以显示自身优越的特权地位。沙龙里的座上客喜欢引用怪僻的典故、委婉华丽的词藻，俗语粗话一律禁忌，必须用典雅的词语来代替。例如，把“狗”称为“主人忠实的朋友”，把“镜子”叫做“风韵的顾问”，把“椅子”称为“谈话的舒适”，把“哑巴”称为“丢失了语言的人”，把“喝水”说成是“一次内部的洗澡”，等等。贵族们所使用的这些词语，必须藉助《时髦秘书》、《女雅士大词典》一类工具书才能理解其意。到了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故作姿态的风尚已经达到难以形容的可笑程度。一六五九年，莫里哀以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对沙龙习气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在沙龙里产生的文学，通称贵族沙龙文学。它是与自由粗俗为特点的市民文学相对立的。这种作品大都是纤巧的情诗、谄媚贵妇人的书简以及描写男女悲欢离合的艳情故事，完全迎合贵族男女粉饰其丑恶关係的需要，内容空虚，篇幅冗长，不堪卒读。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英语...

salon
KK:[]
DJ:[]
n.[C]
1.客厅,会客室
2.(轮船上的)交谊厅
3.名流社交聚会,沙龙
4.(营业性的)厅,院,室,店
Shewenttothehairdressingsalonandhadanewhair-do.
她去美发厅重新做了头髮。
5.美术展览馆,画廊
6.(大写)(一年一度在巴黎举行的)沙龙画展[theS]

经常出入酒吧的人也许很少会有心情去了解酒吧的来龙去脉。
在我们斑斓模糊的记忆里，酒吧是西方都市影集中，一幅幅频繁出现的历史老照片。伴随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从18世纪到19世纪，一座座繁华的都市从西方的地平线上拔地而起。酒吧也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这繁华都市炫耀展览的橱窗。

然而，酒吧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在何时出现？为何出现？又如何繁荣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却所知甚少。

说起酒吧的历史，还得从“吧”这个词说起。也许通过对这个词的知识考古，可以把捉到一些酒吧浮出的历史面影。“吧”英文为：“Bar”，它的本义是指一个由木材、金属或其它材料製成的长度超过宽度的台子。中文里“吧檯”一词是一个独特的中英文组词，因为，吧即是台，台即是吧。顾名思义，酒吧也就是卖酒的柜檯。

那幺，卖酒的长柜檯是如何进入酒馆并喧宾夺主一跃成为酒馆里的主角？在这一喧宾夺主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吧”在酒馆的舞台上，成功地表演了一个出位秀。它使“吧”的含义逐渐超出了柜檯的狭窄範围，而延展为一个空间、一个场所或一种结构与功能。今天，当我们提到“吧”时，几乎已没有了原初台子的含义，而主要是指一幢房子、一个空间、一个场所。“吧”因此也就开始招摇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随着“吧”的词义扩展与延伸，出现了迪吧、网咖、聊吧、陶吧、茶吧等新的造句组词。出位秀不仅让“吧”成了酒馆的僭越者，还让“吧”从酒馆延展到更广阔的城市舞台空间。

我们知道，酒吧的主人——酒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酒馆作为大众平民的公共消费场所，桌椅板凳是必备的，但吧檯或柜檯却是可有可无。在今天，我们也经常会光顾没有吧檯或柜檯的小酒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吧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酒馆，并成了主角。虽然吧檯逐渐在酒馆里占据了显要的位置，但与馆或店相比，“吧”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长台，它为什幺能取酒馆而代之，成功出位并占尽风光。这不能不能说是一个令人费解又饶有趣味的问题。

一种称呼的改变，一个词语的流行，仅从语言的功能所指上来分析是不够的。语言的变化与流行经常反映着时尚生活的流变，表明当下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革命年代人们互称“同志”，开始只限于同一团体、组织、政党或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后来这一称呼泛而广之，人们之间都以“同志”相称，它表明革命已成为时代的风尚。告别革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人们逐渐丢弃掉了那些老旧的称谓，开始以“先生”、“老闆”相互称呼。这种词语称呼的变化可以说是监测时代变化最好的晴雨表。

酒吧取代酒馆的过程同样反映着都市生活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把捉住这些微妙变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隐含的时尚趣味。下面的考查，或许能让我们捕捉到“吧”出位的一些内在历史缘由。

酒馆的吧化与社会的商业化同步进行，它迎合了商业时代的消费时尚，酒吧变成了商业时代的时尚消费空间。

19世纪以前，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处于不发达的低级阶段。小生产维繫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从集市或小铺店购买一些有限的生活必需品。集市交易构成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随着大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随着大都市的崛起，乡村式的集市贸易已难以满足都市的消费需求，于是，崭新的商业模式在大都市建立起来，百货大楼鳞次栉比，环境舒适的商店、商场让人流连忘返，更有发展到今天的大型超市、购物乐园、连锁店等等。商店、商场在都市的繁荣发展，使商业化成为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流行时尚，它成为都市化生活的时髦标籤。当一种时尚普遍流行于社会，成为人们憧憬、嚮往、仿效、追求的目标时，这种时尚就会施展一种魔力，释放出一种诱惑，使整个社会生活进入时尚着魔的状态。社会的时尚着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行为、语言、观念等方方面面打上明显的印记。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尔在《饮酒》一书中写到，19世纪以前，酒馆与私人住宅的区别仅在于门上的一块招牌。酒馆内部比较简陋，一般分为公共营业室、吧檯、厨房和私人空间。客人到酒馆主要在公共营业室活动，只有那里才摆满着桌椅。那时的吧檯只具有比较单一的付货、记账、收款的功能，并不是客人饮酒活动的空间。到了19世纪20年代，大都市的商业有了更为繁荣的发展，尤其是零售革命对大都市的消费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引领着都市消费生活的时尚。商店已成为都市的时尚空间，逛商店成为市民时尚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逛商店的购物时尚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新鲜魅力。面对都市的时尚潮流，原本就比较简陋的小酒馆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为了追赶时尚的潮流，迎合市民的消费趣味，改变落伍的形象，酒馆的经营者和设计者开始向商店寻求灵感，摹仿挪移商业柜檯的风格。眩目耀眼的商店风格逐渐影响酒店的设计风格，尤其是琳琅满目的商业柜檯直接影响了酒馆的吧檯设计，使吧檯从不显眼的角落进入到公共活动空间，登堂入室，大展风姿。再加之照明设备和玻璃器皿的使用，使吧檯成为非常炫目耀眼的商业柜檯，酒馆也因此与大都市的商业时尚风格相互呼应，并与都市的商业消费时尚融为一体，成为大都市商业消费生活的重要场景和景观。从此，吧檯成为酒馆中值得炫耀的东西，在西方很少有酒吧在开业时不宣称自己有很长的一个吧檯，经常会有媒体广告告诉人们哪里有本地、本市甚至本国最长的吧檯。经过商业时尚化的改变，小酒馆在大都市商业消费时尚的洗礼中演变为商业氛围浓重的时尚公共空间。逐渐，人们开始把酒馆叫做酒吧，酒吧慢慢地取代了酒馆，并成为具有独特功能的休闲消费场所。如此看来，酒馆的吧化也就是酒馆的商业柜檯化，酒馆的百货商店化，它将商业时代的消费时尚风格引入老旧简陋的酒馆，使之成为大都市展示商业时尚的美丽橱窗。

今天，吧檯在酒吧里依然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它依然是酒吧空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设计考究的高柜檯，檯面上摆放着啤酒机。柔和的灯光打射在吧檯上，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酒琳琅满目，无一不发散着醉人的光泽。悬挂的玻璃酒杯，倒映着迷离的光影，光影里婷婷玉立着靓丽的吧女，不由得让人一下子醉入其中。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就是吧檯的魅力。围绕着吧檯的魅力，人们逐渐喜欢依围在吧檯的周边喝酒，不仅点起酒来非常方便，还可以跟吧女闲聊上几句。为了满足客人的需要，于是，设计出了酒吧独有的吧檯凳，吧檯成了饮酒的公共空间。有些酒吧在吧檯内还特别安排了专门陪客人喝酒聊天的吧女，更使得在吧檯上饮酒平添出许多诱惑，至此，吧檯的魅力几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魅力的背后是大都市商业时尚的浸染，是商店柜檯橱窗风格的植入，是商业消费时代生活方式的时尚流行。顺应它迎合它，意味着从僕变成了主，从附属变成了主题，从次要变成了显要。吧檯的魅力显示着商业时尚的魔力。

在商业时尚流行潮流中，吧脱颖而出取酒馆而代之的另一个原因是酒馆自身粗鄙简陋的历史。一种指称流行开来，而另一种指称被取代或被淘汰，表明被取代被淘汰者已成为落伍。在西方，小酒馆就是这样一个落伍者。说到酒馆，我们知道它存在的历史已相当久远，从人类有了商旅交通的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客栈、驿站、小旅店、小酒馆便应运而生。尤其是航海贸易的发达，在港口地区人口聚集，为船员等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各种设施也逐渐增多起来，小酒馆因此兴旺发达。那些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们脱离了家园村落的行为规範，他们及时行乐、饮酒寻欢。小酒馆成了放浪形骸、纵情宣洩的理想之地。

奥地利着名作家茨威格在《月光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对海港区的酒馆胡同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我喜欢异乡城市里这些胡同，喜欢这些充满一切激情的骯髒市场，这种麋集着对海员们的种种诱惑的秘密场所，那些海员们在陌生而危险的海洋上度过孤寂的漫漫长夜之后到这里来投宿一宵，在一个小时内把他们无数销魂的美梦化为现实。从这儿的小房间里飘来诱人的音乐声，电影院前贴着美女的醒目招贴，门洞里四方形的小烛台闪着昏暗的光，向人发出亲切的问候，分明是在招徕顾客。透过一扇房门的门缝，裸露的肉体在珠光宝气中闪着微光。咖啡馆里醉酒的人们在狂喊乱唱，赌徒们在大声争吵。海员们在这里邂逅，总要露出会意的笑容，他们的呆滞的目光顿时神采奕奕，充满了生气，因为这里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女人和赌博，饮酒作乐，冒险奇遇，骯髒和伟大的。这些街道，不论在汉堡、科伦坡或哈瓦那，全都一模一样，正如奢华的大街，也随处都一模一样，因为生活的上层和下层外形相同。这些非资产阶级的街道，是情慾未受节制的世界最后残存下来的奇妙的一角，在那里，慾念可以粗野无度地发泄，这些街道，又是一座黑暗的激情的森林，布满冲动的小野兽的丛林，因其所显露的而激奋人心，因其所隐藏的而诱惑迷人。”（341—342页）值得注意的是，茨威格在描述酒馆街道时使用了上层与下层、资产阶级与非资产阶级的等级概念。小酒馆显然与上层社会或资产阶级生活空间格格不入，它属于非资产阶级下层社会的生活空间。低级下流、简陋粗俗、纵情声色、酗酒狂欢、三教九流、藏污纳垢一直就是酒馆的历史形象。这种历史形象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并一直延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较早以小酒馆为背景描写底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当属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巴黎的秘密》于1842年在法国《评论报》上连载发表。巴黎的秘密藏在那里？巴黎的秘密就藏在藏污纳垢的小酒馆里。我们还是跟着欧仁?苏的导游走进巴黎的小酒馆看一看：“白兔酒馆座落在费维街的中段。这家小店占着一座高房子的底层，门面有两个吊窗。在拱形的阴暗胡同口，摇晃着一盏灯笼，已破裂的玻璃上用红笔写着‘供客住宿’。这是一间宽大但低矮的饭馆，烟燻的天花板上一条条黑色的椽子，一盏破旧的吊灯发出暗淡的光亮。石灰粉的墙上到处都裂了缝，画着一些鄙俗的画或用俚语写着一些警句。地上长起了硝，到处是泥；吊灯下面，门右首，是奥格雷斯的柜檯，柜檯的下面撒着一把乾草，当作地毯。——柜檯面上钉了一层铅皮，上面摆着一些箍着铁箍、用焊锡标明不同分量的大酒杯；墙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有好几个玻璃瓶，造型是皇帝的全身像。酒瓶里装着红绿混合的饮料，名字有‘健身酒’、‘百里香’等等。”“酒馆里的客人，有男有女，这里是面容粗野鲁钝，那里是谈笑时庸俗下流，还有的是沉默忧郁，迟钝痴呆。”（12页）这就是19初的巴黎小酒馆，粗俗简陋，是底层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和发展，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市民社会开始寻求和营造适合自己的公共活动空间。虽然，有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投机商曾经是经常光顾小酒馆的客人，从某种意义上，小酒馆可能就是他们发迹史的见证人。但随着资本的积累、财产的富裕，资产阶层对奢华的欲求越来越高。再如往昔那样，出入粗俗简陋的小酒馆已不符合资产阶级日益上升的社会身份，资产阶级需要新的社会地位，需要新的社会形象，需要新的公共交往空间，需要新的消闲娱乐方式，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社交场所和展示自身的社会活动舞台，从而摆脱卑微低下的地位。小酒馆残留下来的粗俗简陋的记忆需要慢慢地抹去，连同小酒馆的称谓本身。至此，酒吧一个新时尚的代表，乔装打扮，穿上资产阶层的浮华衣装，迎请新客人的到来。

酒吧的出位僭越，小酒馆的落伍退去，从公共交往空间的角度看，具有着某种空间社会学或空间政治学的意蕴。从17世纪开始，商业的发展，贸易的流通，城市的崛起，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以城市为聚集的市民阶层，具有强烈的交往欲求，他们抛弃了古老的乡村式生活方式，告别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市民阶层要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就要有自己的公共领域，要有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贵族社会垄断着公共交往空间，其主要形式是宫廷宴会和沙龙。宫廷宴会和沙龙具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出入其中的必须是有贵族头衔的人，这是小圈子的聚会交往，并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礼仪规範、语言方式和游戏规则。能够成为贵族，能够步入上流社会，能够进入沙龙的社交圈子，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梦寐以求。他们不惜重金买下贵族的头衔，改头换面，改姓换名，还要忍受贵族奚落的屈辱。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写到：“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阶层所接纳；强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显贵阶层的贵族特徵表现在一个人被承认贵族并不是只因为其财富，而是要求具备完全非资产阶级特徵的品质。与实际的商业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培养家族传统——这体现在贵族佩戴纹章这一不变的习俗中——是被上层社会接纳的先决条件。”（16页）在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挤压下，资产阶级一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梦想跻身于上层社会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可另一方面，卑微的出身、商人的气息、非正宗的血统、礼仪教养的缺乏，使他们很难如鱼得水般地融入贵族阶层。一夜之间可以暴发一个资本家，但经过三代未必能培养出一个贵族来。虽然，出于物质财富的考虑，贵族们不得不出卖高贵的头衔，但骨子里的歧视和不认同，使进入贵族沙龙的资产者即尴尬又难受。他们需要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需要建立自己的活动舞台。对于中小资产阶层，这种需要也就更加迫切和强烈。他们开始建立适合于自己、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搭建自己的活动平台。改造小酒馆，使之沙龙化一些但并非贵族式的沙龙，而是一种平民式的沙龙。这就是酒馆的吧化。与沙龙相比，酒吧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平民化空间，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限制。在这里，你可以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也可以纵酒狂欢；你可以温馨浪漫，有情有调，也可以低俗下流，无品无味。总之，酒吧开始构筑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开放的多元杂揉的公共领域。它是以中产阶级品性为中线的中间地带，既吸收了贵族沙龙的奢侈豪华，又残存了下层酒馆的恣意放纵。也许，正是这样的中间地带，不仅符合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社会身份，还使资产阶级摆脱了进入贵族沙龙时所面临的尴尬难受的困境。

讲到酒吧与沙龙的关係，不能不提及酒吧与咖啡馆的某些历史关联。在酒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咖啡馆的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纪中叶，一位西方学者把巴黎这座城市称为：“欧洲的咖啡馆”，可以想见，咖啡馆在当时兴旺发达的盛况。当时还有一句评说巴黎的话是：“巴黎模仿宫廷”。模仿宫廷的最佳範本当属沙龙，而模仿沙龙的最佳範本应该说是咖啡馆，或者可以说咖啡馆是沙龙风格的一个变种。与沙龙的贵族式豪华相比，咖啡馆可以满足一般富裕市民的欲求，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交往休闲的场所。“从17世纪开始，由于糖的作用，可可、咖啡、茶在欧洲成为必备品。这些饮料流行于上层圈子，尤其是在宫廷。例如，路易十四在1670年接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使节时尝到咖啡，从此，咖啡在法国便为人知，而且被引入宫廷社会。与这些刺激性饮料相关的是，大众咖啡馆作为一种新型的奢侈物开始出现，这在大城市里尤为突出，它将在以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奢侈与资本主义》，126页）到17世纪中叶，咖啡已成了市民当中富裕阶层的一般饮品。后来，随着第一家咖啡馆开张，到18世纪初，伦敦已有3000多家咖啡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认为：“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无论何处，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37页）与咖啡馆繁荣兴盛几乎同步，这一时期的小酒馆也蓬勃发展起来。在这种同步或联动的发展过程中，咖啡馆与小酒馆相互影响，咖啡馆模仿的沙龙氛围，那种适度的兴奋、温文尔雅的风格、高谈阔论的话题、浪漫的情调渐渐渗入简陋粗俗的小酒馆。让小酒馆穿上巴洛克式的漂亮衣装，再给它取上一个时髦的名字：酒吧。至此，咖啡馆与酒吧联手建构出充盈着布尔乔亚趣味的公共交往空间。

在考察酒吧诞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对西方公共交往空间的嬗变进行了历史性的回描。这一嬗变的历史大致可勾勒为宫廷—沙龙—咖啡馆—酒吧。公共空间的嬗变过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活动主体从贵族阶层向市民阶层的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的完成并不是建立在截然对立冲突的抵抗性基础上的，它呈现出的方式是模仿的变种。这种模仿的变种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诱惑与欲求的满足中建立起来的，沙龙是宫廷的模仿和变种，咖啡馆是沙龙的模仿和变种，酒吧是咖啡馆的模仿和变种。正是在这一模仿与变种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商业的物质力量，在都市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公共交往空间及娱乐消费空间。模仿的变种使资产阶级的空间建立始终保持着贵族化与平民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一方面是禁不住贵族空间的诱惑，对之模仿；另一方面是平民性保持，但使之变种。应该说，酒吧空间的建立十分典型地呈现出了这些特徵。与贵族化的宫廷与沙龙相比，酒吧空间的建立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瓦解了贵族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为市民敞开了更为广阔的公共交往空间。然而，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公共领域。这一点我们从酒吧对小酒馆僭越的历史中，从酒吧出位秀的表演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取得胜利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商业经济的强大物质力量。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酒吧，虽然没有了等级森严的限制，但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的限制依然存在。过去，贵族的徽章是出入沙龙的通行证，今天，金钱变成了特殊的徽章，货币成了出入酒吧的通行证。物质消费的意识形态依然垄断在都市的公共交往空间，虽然它是又一个变种。

在中国，酒吧是一个移植过来的公共空间。与酒吧在西方嬗变的历史相比，可以说酒吧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空间，它是一个舶来的想像性空间。酒吧这一想像性空间构成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想像的空间和空间的想像。在这种关于西方的想像中，时尚的消费充斥其间。在许多人眼里，它所呈现的几乎就是西方人唯一的娱乐休闲方式，一个经常出现的公共交往空间。全球化的浪潮、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说，都不过是西方化的过程。西方公共空间里所展示的西方化生活方式也就当然成为时尚效仿的对象。然而，一个没有历史的空间，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一样，时髦起来总会是如此地轻盈。在这一片轻盈的曼舞中，酒吧已成为一个空洞的时尚风景。

一个空间舶移过来的无历史的风景靠什幺来支撑它的时尚流行呢？泡吧一族也许会说，虽然我不了解酒吧的历史，其实我从来也不想去了解什幺历史。因为，我喜欢，并不需要理由；我体验，并不需要历史。对酒吧，我有我主张，我有我体验，我有我想像。

酒吧在中国虽然是一个无历史的空洞风景，但这一风景的空洞其实也并不是一片空白。否则谁也不愿意站在一片空白的风景中嬉戏。是什幺填充了这一风景的空洞呢？填满充盈这一空洞风景的充填物是些什幺东西呢？应该说是文化想像。具体说，是关于西方的文化想像构成了这些充填物。关于西方的文化想像成为酒吧风景的充填物，正是这些想像之物使酒吧的空洞在中国变得色彩缤纷，并极富特殊的意味。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西方的文化想像构成了当代中国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人从封闭、专制、动乱、落后的历史中走出来，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令国人惊羡不已。一种崇尚西方的社会心理迅速滋生并漫延。80年代家用电器的进口，西方的进步以具体可感的产品形式进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种充满诱惑、难以抵御的物质的力量。除了物质的力量，还有文化的冲击，西方影视作品的引进传播，更使人们从直观感性的影像中感受西方的魅力。在8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在拥挤简陋的小饭店用大碗喝着限量出售的啤酒；排着长队用水壶打啤酒，回家后像过节一样开怀畅饮。生活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看到西方影视镜像中灯红酒绿的酒吧时，那种羡慕渴求的感觉可想而知。酒吧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而开始进入中国的。那时，只有涉外宾馆即只接待外国人的宾馆，才开有酒吧之类的消费空间。它成了一个既神秘又令人神往的地方。关于酒吧的文化想像，可以直接满足人们对西方的崇尚心理。酒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置身于西方氛围的空间，它使关于西方的文化想像成为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可以品尝、可以体验的实在场景。

从酒吧兴旺的地域分布看，酒吧一开始多是在对外开放力度较大的沿海大都市发展起来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先后形成了较有规模的酒吧集聚地带。比较有名的有：北京的三里屯和北海后街酒吧一条街、上海的衡山路和茂名南路酒吧一条街、广州的沿江路和白鹅潭酒吧一条街。这些酒吧集聚地带的形成都与外国人旅居之地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们大都在外国使馆区，如北京的三里屯；或是外国游客较多的豪华宾馆附近地区，如上海的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和广州的白鹅潭酒吧一条街。这种空间的临近与接近，表明酒吧的空间生产与西方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繫。

从酒吧的名称来看，西方化的追求与模仿对酒吧的风格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酒吧在宣传自己的时候，经常标举自己的英式风格、美式风格、欧式风格等等，并以此作为招徕顾客的经营招牌。经过网上的查询，我们看到酒吧命名的西方化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爱尔兰酒吧、威尼斯酒吧、苏格兰酒吧、圣保罗酒吧、法兰西酒吧、巴黎酒吧、夏威夷酒吧、好莱坞酒吧、香榭丽舍酒吧、爵士酒吧、诺亚方舟酒吧、鸡尾酒酒吧等等，无一不直接坦露西方化的风格。这些西式的招牌，展示着酒吧的西方化形象，满足着人们关于西方的文化想像。

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对于西方的文化想像，一直存在着过度诠释的现象。这种过度诠释的文化想像，直接来自于人们对西方认同的崇迷心态。在许多人眼里，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过度的想像与诠释，夸大了西方的一切，使西方的一切成为时尚流行，成为人们心嚮往之的追求，成为风靡一时的潮流。“吧”字的风靡流行便是这种过度想像与过度诠释的产物。在西方，大多数情况下，“Bar”主要特指酒吧这一空间场所，而在中国，“吧”的意指几乎扩展到所有的公共消费空间。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吧”：茶吧、网咖、影吧、泥吧、陶吧、书吧、氧吧、聊吧、说吧等等。“吧”取代了“馆”、“院”、“楼”、“坊”、“店”等古老的空间场所辞彙，使所有的消费空间场所附着上鲜明的西方色彩，成为一种风靡空间的流行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