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系简帛释例》是2011年12月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信芳。
基本介绍
- 中文名：楚系简帛释例
-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 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
- 作者：信芳
内容简介
刘信芳教授新作《楚系简帛释例》，于2011年12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蒙刘先生慨允，兹以书影、序言、凡例、后记揭载于次。
书影
序言
一
我能够走上简帛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新时代带来的机遇。读研究生时跟随汤炳正先生学《楚辞》，先生嘱我关注出土文献。毕业后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得以接触竹简实物以及馆藏的各类珍贵文献，曾亲自参加云梦龙岗秦简的发掘整理工作，向先生书面汇报此事，先生表示羡慕，并告诫我要懂得珍惜。
简帛研究如同甲骨文、金文研究，原本是贵族学问。两宋以至有清、民国，玩得起金石、甲骨、青铜器者，绝大多数都是贵为官宦。解放以后，划了一个时代，文物统归国有，考古发掘由文物部门主持，领队负责，于是做考古的占儘先机。上一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到北京红楼研究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于是红楼专家发表的论着，精见层出，令人高山仰止。儘管在当时这样做是合法合理且又是必须的，但这毕竟是一个由专业部门垄断资料，由专家占有研究优先权的时代。到了上一世纪末，马承源办了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从香港收购了几批盗掘出土的竹简，在上海博物馆整理者正式公布之前，任何人都不让看，于是上博藏楚简每公布一册，都能形成一次研究热潮。全世界的学者，不管是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还是黄皮肤的；也不管是权威专家，“布衣”教授，还是初学者，大家都在同一研究起点。马承源揭开了简帛乃至古文字研究的神秘面纱，使这门学问向回归大众又迈出了一步，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不分国界，不分等级的公器特徵。只要看一看这几年有不少字是由在读硕士生、博士生认出的，年轻人发表的文章也时常令人拍案叫绝，就可以体会到时代是真正进步了。出土简帛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这一进步符合全世界走向和解、走向融合的历史潮流，也符合曆代优秀学者包容兼收取其长，不存门户之见，胸怀开阔，服膺真知的学术传统。
二
当代楚系简帛研究以1942年出土的《楚帛书》为起点，已经发现的各类简帛计27种（含竹书100余种），其中尤以出土的儒道两家经典，因其已涉及中国学术最核心的部分，为学者所特别关注。目前楚简帛研究最基本的是释读问题，经验证明，当我们对简帛文例缺乏认识的时候，释读就会产生偏差；而随着对文例认识的深入，我们的释读以及综合研究的水平也会随着提高。
楚简帛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难度，其一为文字释读之难，其二为名物典章制度的理解之难，其三为专门用语（如思想用语、法律用语）的诠释之难。诸般所难，往往难在我们的研究发端于某一具体问题之时，不知如何定位，亦不知其相互联繫，因而上一世纪50年代的研究可谓举步维艰。随着公布的资料日渐增多，遂由点及片，由片成面，由面而有体，于是以往的研究，得失自知。有鑒于此，我从1988年开始作楚帛书、望山楚简、包山楚简的通释，同时着手楚简帛的分类辑录工作，乐此不疲，以至于今。
援例以证典籍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做法，古代的显例为晋代杜预着《春秋释例》。“释例之作，宗本于旧章”（杜预《春秋释例·序》），这是本书遵循的原则。大凡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简帛研究，遇有疑难问题，若能徵得有力的例证，则问题趋于明朗。辑出简帛中的各类文例并不断丰富完善，是建立在对出土文献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我们解决简帛释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目前我们对简帛文例的认识已取得许多重要的进展，但所作的讨论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总的来看，还相当薄弱。本书是第一次从制度的角度在较为广阔的範围讨论楚简帛的文例，部分涉及到文字释读方面的问题。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理清简帛涉及的名物制度、经典形成、竹书抄写、字形文法方面的文例，将有助于我们提高释读能力，使相关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例系统，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例说，读书人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而学术研究往往遇到须证明其“无”，才能做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此时若知难而进，有可能取得进步；倘若退缩，则于心未安。本书凡遇到此类问题都作过力所能及的检索，虽不敢确保无遗漏，但尽力了，可以呈送给读者并求教。举例说，1.《左传》无“连敖”，“连尹”屡见；而出土战国文献尚未见“连尹”，“连敖”屡见，因而可以粗略地认为战国之“连嚣”即春秋之“连尹”。“连尹”、“连敖”之异是否具有断代的意义，可以留着进一步思考。2.包山简有“尹”，曾侯乙简有“马尹”，《左传》昭公三十年有“监马尹”，是楚官，依文例应是监地马尹。包山简职官名至多，未见“马尹”，因而“尹”有可能与“马尹”类，可志以备考。3.包山简所记车马器有“”，乃缘饰或系绶。曾侯乙简备述车马器，未见“”字，“”字屡见。因而可以考虑“”亦是缘饰或系绶之类。4.葛陵简乙一11：“祷于吝（文）夫人牢，乐（且）赣（贡）之；（ ）祷于子西君牢，乐〔（且）〕。”荆牢，祭祀封君夫人或大夫所用牺牲，典籍未见。简文又记载 祷子西君、文夫人用特牛，则“荆牢”与“少牢”类。祭祀备羊、豕二牲为少牢。5.景氏为战国中晚期楚国三大族姓（昭、屈、景）之一，《包山楚简》的内容绝大多数为楚 王时的司法文书，未见“景”氏，倒是屡见以“ ”为氏者，本书将姓氏之“ ”读为“景”，最初即出于楚简无“景”氏的考虑。6.包山简屡见以“臧”为氏者，现存历史文献未见楚人臧氏，早于包山简的葛陵简中亦未见臧氏，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可以推断春秋时楚国无臧氏，楚国臧氏应由楚肃王熊臧之孙受封而得氏，《史记·楚世家》：“悼王卒，子肃王臧立。”能够推断出楚国臧氏出现的上限，可见“说无”的价值。7、古玺“”字用作人名，其例多见，包山简、天星观简亦有用例。检《古玺文编》，人名用字未见“虎”字，而“虎”既为古代人名常用字，因而凡人名“”以读为“虎”为宜。出土文献中人名、地名用字往往採用与通行字不同的写法，使其具有专用字的特点，“虎”之作“”，可谓佳例。
2004年1月，我以“战国简帛释例”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以被批准立项，本书即依申请书的约定而形成。书名改为“楚系简帛释例”，採纳了黄德宽教授以及尊敬的评审专家的意见。
三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述：
楚简纪录了大量楚官名、官府名，举凡秩等如令尹以至州加公、里公，职分如政治、军事、经济、司法、行政等，几乎是无所不包，称之为楚国“百官志”，斯不为过。因考楚职官、官府名93例，220余名，是为“职官名例”第一。
战国疆域犬牙交错，大军进退，一此一彼，所属无定。坟典所载，史家所重，而悬疑甚多。《汉志》、《水经》、《春秋释例·土地名》、皇清经解之《禹贡锥指》，地名研究矩范存焉，因考楚简地名160余例，是为“地名例”第二。
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文字音声之异，于器物之称名尤甚。故王先谦曰：“文字之兴，声先而义后，动植之名，字多纯声，此名无可释者也。”楚简遣策详列随葬器物，具有文字学与古器物学研究的双重价值，由实物而知文字之音义，因文字而知古器之称名，为名物互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因释车马器、兵器、金器、陶器、乐器、漆木器、竹器、服饰、饮食等类器物名254例，是为“器物名例”第三。
楚简卜筮祭祀详细记载占卜祭祀的全过程，以及各类神名、占卜工具名、祭祀礼仪名、牺牲供品名，是楚简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认为祭祀神灵是礼之所在，礼在产生的初始，就已具有备牺牲、陈舞乐、敬鬼神的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释天神地祇人鬼、卜筮、解除祭祀、牺牲供品计108例，是为“卜筮祭祀例”第四。
复原古代历谱是史学、考古学极为重视的课题。楚人纪年方式有三，其一以序数纪年，其二为岁星纪年，其三为大事纪年。研究的重点在大事纪年究竟为何年，而某大事纪年中朔日的推定是关键。楚人纪月有“（荆）”、“（夏）”等月名，可与夏曆相参照。另有楚帛书所记十二物候历月名，为农事所用。辑得大事纪年计35例，可考者计十例，待考者25例；考订“许之岁”九月的朔日为“丁酉”；考订“王徙于鄩郢之岁”为楚肃王四年（前377年）；对物候历月名逐一作解说。是为“纪年与月名例”第五。
楚卜筮祭祷简所记楚人祀谱有“三楚先”、“楚先”、“荆王”之称，这些用语对于研究楚先祖、先公、先王祀谱具有重要意义。“三楚先”作为楚人先祖祀谱的代称，特指“老童、祝融、穴酓”，其中“老童”为楚人之始祖母；“楚先”特指“老童、祝融、鬻酓（熊）”；“荆王”所指为楚人祀谱中的先公谱系；“荆王”以下，楚人称历代先王为“某王”或“某某王”。 是为“楚简‘三楚先’、‘楚先’、‘荆王’以及相关祀礼”第六。
楚公族祭祀祖先，首列先王，次以家族分枝之所从出。因释先王、坪夜君成家族祀谱、（悼）固家族祀谱、卲家族祀谱，以及列入祀谱之“夫人”、“亲母”之例，是为“先王及家族祀谱例”第七。
楚简所记人名超过1600，仅包山简就达1100以上，是研究先秦人名姓氏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兹据楚简考订楚 氏、氏、酓相氏、酓鹿氏、观氏、喜氏、伥氏、氏、氏等来源，或有补于姓名学研究，是为“楚公族姓氏例”第八。
楚简所记连绵字的多种写法，有相当一部分不见于典籍。连绵字的最大特点是不能分拆作释，然古今皆有不明此例而误释误读者。如帛书《五行》“匿匿”，论者或于前一“匿”字后断句，或读“匿匿”为“匿慝”，都有问题，可见联绵字的释读也是值得重视的。因考释联绵字70余例，是为“连绵字例”第九。
中国古代文字一字或有歧读，如“墉”有庸、郭二读，“屮”有艹、屮（读若彻）二读，此《说文》已载有数十例。歧读字虽然只是秦统一文字之前的特殊现象，但在具体文例中，往往因为某一字存在歧读，造成释读之困惑。因对古文字歧读作理论探讨，归类分析。论及“义同歧读”3例、“义近歧读”3例、“义异歧读”5例、“形声字声符歧读”2例，对“文字异形与个别歧读现象”分三方面作说明。是为“古文字歧读释例”第十。
简帛书写体例属于内在的形式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学者论及汉简者多，而述及战国简帛者相对薄弱。因就战国简帛标点符号、篇题、分栏、削改等援例条辨之。是为“简帛书写例”第十一。
郭店简《老子》公布之初，有学者发表看法，认为郭店简“文字有许多基本的错误，说明抄手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此后又进一步提出竹书“错别字”的问题，且将竹书中的“错别字”开闢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说：“当时抄书的人不时写错别字。”这一说法对竹书的準确程度作了过低估计，致使将竹书中相当一部分原本正确的字考成了“错别字”。对此现象是保持沉默，还是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提出学术批评？我个人选择了后者。本课题举出学者考证出的竹书讹误或“错别字”计22则，26例，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以不误以为误的考证，此类考证既不可信，可见由此断言竹书抄写者水平很低是缺乏根据的。在辨误的同时，对竹书《老子》“大小之多”、《容成氏》“ 人”等提出新的解释，说明竹书中的此类文例是可以读通的，不能认为有误。是为“将简帛不误之字释为‘错别字’例”第十二。
依出土时间的先后为序，简要介绍楚系简帛的出土时间、墓葬、主要内容、价值、研究概况、年代、着录，是为附录。
四
本书部分内容阙如。除“通假”例篇幅太大，将另外成编以外，还缺政治用语例、经济用语例、军事用语例、司法用语例、思想用语例、礼俗用语例、文学艺术用语例等。部分例（如司法用语、思想用语、礼俗用语）虽然已有成稿，但较本课题的其他章节为薄弱，委实说，知识有欠缺，经慎重考虑，不纳入最终成果。凡此已在项目中期检查中作为重要变更事项向有关部门作过说明。
本书主要以《春秋释例》为参照，多数章节属于传统的释例门类，而连绵字例、古文字歧读释例、简帛书写例等章节则是依据楚简帛释读的具体情况设定的。将简帛不误之字释为“错别字”例是针对目前学术界研究简帛出现的问题提出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楚简帛研究终究要从认字释读阶段走向分类综合研究阶段，本课题在这方面进行得很艰难，但希望能迈出探索性的一步。
我做学生时没有受过古文字的专门训练，只好边乾边学。写了文章，向专家求教。曾先后得到刘钊教授、李家浩教授、施谢捷教授的书面教言，得到黄盛璋教授、裘锡圭教授、吴振武教授、林澐教授在他们的文章中或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对我的批评，得到饶宗颐教授、李学勤教授的奖掖或帮助。也曾读到多位学者针对我的论着提出的不同意见，曾恭读多位不知名学者的审稿意见，受益良多。杜甫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请允许我藉诗圣名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五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学习二重证据法，并努力付诸实践。
最近读到陈淳教授《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6期）一文，说：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调‘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的学者而言，它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20世纪初的水平。”又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状况“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準”。陈淳先生在文章中还表示了对学术传统的鄙视与否定（参《文史哲》2006年6期，第22页）。笔者有所不明，愿质疑于次。
就新中国的考古学而言，报告、论着难以数计，成就举世公认，倘若在方法上还停留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水平，旧中国、新中国与二重证据法有关的考古学方法全给否定了，这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妨说，学者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考古学与史学的综合研究，不仅在其初始是正确的，即令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这恰好证明了二重证据法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不断得到新的阐发的方法。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时代开出一轮绚丽的花朵，结出一批为世所瞩目的硕果；这以后，经几辈学人的努力，二重证据法已经成长为学林中的大树，年年开花，年年结果。今天的“二重证据法”仍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以“停留”的眼光看待二重证据法，只知深爱自己的学术园地，看不到学术界的万紫千红，是有失于偏颇的。二重证据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国的考古学在方法上也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而是在不断进步。西方有些国家因为缺乏史书记载，只好在考古上着眼于遗存本身，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外在考古学方法上的差异，是由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考古工作实际所决定的。外国学者并没有作出中国考古学方法比他们落后之类的判断，此二者之间不能像百米短跑一般划分先后。客观的评价，中外考古学在方法上各有千秋，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没有必要简单地贴上先进与落后的标籤。如果一定要否定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一定要否定二重证据法，是否需要有相应的研究成就，证明其方法为先进，才可以下结论？
中国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献，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外国学者也在做。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献都很熟悉，作出了许多令人敬佩的贡献。但我们也许可以说，王国维的古史研究至今没有人能超越，李学勤在甲骨文、金文、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成就，今天能与之差可比肩者，屈指可数，这难道不是国际水準？笔者无意抬高中国学者，因为中国学者占有地利，除了上个世纪初出土的楼兰、尼雅、敦煌简牍以及上个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以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学者还占有先机（请注意，在旧中国，中国学者屡屡痛失先机，至今还有数量可观的资料流失海外，不予公布；当初个别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掠夺式的野蛮发掘，无方法可言，也在考古学的範围之内。以上的话只是为了分析问题，请国外同行谅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都是在他们坚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倘若不能撼动他们从事研究的基础工作，空谈缺乏实际研究成果作支撑的方法，是无能为力的。笔者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还有一个原因，近年学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也喜欢写考古学方法的文章，本科生、研究生都有。谈方法，批评中国同行，津津乐道，让他们读典籍，则坐不住，是谁之过欤？
我不反对借鉴外国的方法，但如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倘若一定要按照当初从外国引进的设计来匡正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则胶柱鼓瑟，不堪构想。考古学方法的进步，也必然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装上高鼻子，染成黄头髮，外国人根本就不屑于看你，因为他是原装的，你是模仿的。世界本来是多元化的统一，若否定传统，否定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之根，谁承认你？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是有个性，有风格，有继承，有发展的；不象科学技术那样具有通用性，具有淘汰性，甚至具有某种颠覆性。一个方正照排系统，淘汰了旧的排版印刷，几乎颠覆了整整一个行业，有多少排字工人被迫改行！电脑的核心技术被外国垄断，你想学，学不来，人家不给，这就是科学技术！学术的借鉴不是这样，我们引进西方哲学，不因此而淘汰中国的诸子之学；引进国际图书分类法，并不因此而淘汰四部分类法。古史重建借鉴外国的方法，也不会淘汰二重证据法。借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使自己强大起来，不是为了抛弃自己的根本。鄙视中国的学术传统，贬低中国学者採用的正确研究方法，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请记住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能够走上简帛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新时代带来的机遇。读研究生时跟随汤炳正先生学《楚辞》，先生嘱我关注出土文献。毕业后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得以接触竹简实物以及馆藏的各类珍贵文献，曾亲自参加云梦龙岗秦简的发掘整理工作，向先生书面汇报此事，先生表示羡慕，并告诫我要懂得珍惜。
简帛研究如同甲骨文、金文研究，原本是贵族学问。两宋以至有清、民国，玩得起金石、甲骨、青铜器者，绝大多数都是贵为官宦。解放以后，划了一个时代，文物统归国有，考古发掘由文物部门主持，领队负责，于是做考古的占儘先机。上一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到北京红楼研究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于是红楼专家发表的论着，精见层出，令人高山仰止。儘管在当时这样做是合法合理且又是必须的，但这毕竟是一个由专业部门垄断资料，由专家占有研究优先权的时代。到了上一世纪末，马承源办了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从香港收购了几批盗掘出土的竹简，在上海博物馆整理者正式公布之前，任何人都不让看，于是上博藏楚简每公布一册，都能形成一次研究热潮。全世界的学者，不管是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还是黄皮肤的；也不管是权威专家，“布衣”教授，还是初学者，大家都在同一研究起点。马承源揭开了简帛乃至古文字研究的神秘面纱，使这门学问向回归大众又迈出了一步，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不分国界，不分等级的公器特徵。只要看一看这几年有不少字是由在读硕士生、博士生认出的，年轻人发表的文章也时常令人拍案叫绝，就可以体会到时代是真正进步了。出土简帛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这一进步符合全世界走向和解、走向融合的历史潮流，也符合曆代优秀学者包容兼收取其长，不存门户之见，胸怀开阔，服膺真知的学术传统。
二
当代楚系简帛研究以1942年出土的《楚帛书》为起点，已经发现的各类简帛计27种（含竹书100余种），其中尤以出土的儒道两家经典，因其已涉及中国学术最核心的部分，为学者所特别关注。目前楚简帛研究最基本的是释读问题，经验证明，当我们对简帛文例缺乏认识的时候，释读就会产生偏差；而随着对文例认识的深入，我们的释读以及综合研究的水平也会随着提高。
楚简帛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难度，其一为文字释读之难，其二为名物典章制度的理解之难，其三为专门用语（如思想用语、法律用语）的诠释之难。诸般所难，往往难在我们的研究发端于某一具体问题之时，不知如何定位，亦不知其相互联繫，因而上一世纪50年代的研究可谓举步维艰。随着公布的资料日渐增多，遂由点及片，由片成面，由面而有体，于是以往的研究，得失自知。有鑒于此，我从1988年开始作楚帛书、望山楚简、包山楚简的通释，同时着手楚简帛的分类辑录工作，乐此不疲，以至于今。
援例以证典籍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做法，古代的显例为晋代杜预着《春秋释例》。“释例之作，宗本于旧章”（杜预《春秋释例·序》），这是本书遵循的原则。大凡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简帛研究，遇有疑难问题，若能徵得有力的例证，则问题趋于明朗。辑出简帛中的各类文例并不断丰富完善，是建立在对出土文献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我们解决简帛释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目前我们对简帛文例的认识已取得许多重要的进展，但所作的讨论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总的来看，还相当薄弱。本书是第一次从制度的角度在较为广阔的範围讨论楚简帛的文例，部分涉及到文字释读方面的问题。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理清简帛涉及的名物制度、经典形成、竹书抄写、字形文法方面的文例，将有助于我们提高释读能力，使相关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例系统，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例说，读书人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而学术研究往往遇到须证明其“无”，才能做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此时若知难而进，有可能取得进步；倘若退缩，则于心未安。本书凡遇到此类问题都作过力所能及的检索，虽不敢确保无遗漏，但尽力了，可以呈送给读者并求教。举例说，1.《左传》无“连敖”，“连尹”屡见；而出土战国文献尚未见“连尹”，“连敖”屡见，因而可以粗略地认为战国之“连嚣”即春秋之“连尹”。“连尹”、“连敖”之异是否具有断代的意义，可以留着进一步思考。2.包山简有“尹”，曾侯乙简有“马尹”，《左传》昭公三十年有“监马尹”，是楚官，依文例应是监地马尹。包山简职官名至多，未见“马尹”，因而“尹”有可能与“马尹”类，可志以备考。3.包山简所记车马器有“”，乃缘饰或系绶。曾侯乙简备述车马器，未见“”字，“”字屡见。因而可以考虑“”亦是缘饰或系绶之类。4.葛陵简乙一11：“祷于吝（文）夫人牢，乐（且）赣（贡）之；（ ）祷于子西君牢，乐〔（且）〕。”荆牢，祭祀封君夫人或大夫所用牺牲，典籍未见。简文又记载 祷子西君、文夫人用特牛，则“荆牢”与“少牢”类。祭祀备羊、豕二牲为少牢。5.景氏为战国中晚期楚国三大族姓（昭、屈、景）之一，《包山楚简》的内容绝大多数为楚 王时的司法文书，未见“景”氏，倒是屡见以“ ”为氏者，本书将姓氏之“ ”读为“景”，最初即出于楚简无“景”氏的考虑。6.包山简屡见以“臧”为氏者，现存历史文献未见楚人臧氏，早于包山简的葛陵简中亦未见臧氏，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可以推断春秋时楚国无臧氏，楚国臧氏应由楚肃王熊臧之孙受封而得氏，《史记·楚世家》：“悼王卒，子肃王臧立。”能够推断出楚国臧氏出现的上限，可见“说无”的价值。7、古玺“”字用作人名，其例多见，包山简、天星观简亦有用例。检《古玺文编》，人名用字未见“虎”字，而“虎”既为古代人名常用字，因而凡人名“”以读为“虎”为宜。出土文献中人名、地名用字往往採用与通行字不同的写法，使其具有专用字的特点，“虎”之作“”，可谓佳例。
2004年1月，我以“战国简帛释例”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以被批准立项，本书即依申请书的约定而形成。书名改为“楚系简帛释例”，採纳了黄德宽教授以及尊敬的评审专家的意见。
三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述：
楚简纪录了大量楚官名、官府名，举凡秩等如令尹以至州加公、里公，职分如政治、军事、经济、司法、行政等，几乎是无所不包，称之为楚国“百官志”，斯不为过。因考楚职官、官府名93例，220余名，是为“职官名例”第一。
战国疆域犬牙交错，大军进退，一此一彼，所属无定。坟典所载，史家所重，而悬疑甚多。《汉志》、《水经》、《春秋释例·土地名》、皇清经解之《禹贡锥指》，地名研究矩范存焉，因考楚简地名160余例，是为“地名例”第二。
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而文字音声之异，于器物之称名尤甚。故王先谦曰：“文字之兴，声先而义后，动植之名，字多纯声，此名无可释者也。”楚简遣策详列随葬器物，具有文字学与古器物学研究的双重价值，由实物而知文字之音义，因文字而知古器之称名，为名物互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因释车马器、兵器、金器、陶器、乐器、漆木器、竹器、服饰、饮食等类器物名254例，是为“器物名例”第三。
楚简卜筮祭祀详细记载占卜祭祀的全过程，以及各类神名、占卜工具名、祭祀礼仪名、牺牲供品名，是楚简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认为祭祀神灵是礼之所在，礼在产生的初始，就已具有备牺牲、陈舞乐、敬鬼神的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释天神地祇人鬼、卜筮、解除祭祀、牺牲供品计108例，是为“卜筮祭祀例”第四。
复原古代历谱是史学、考古学极为重视的课题。楚人纪年方式有三，其一以序数纪年，其二为岁星纪年，其三为大事纪年。研究的重点在大事纪年究竟为何年，而某大事纪年中朔日的推定是关键。楚人纪月有“（荆）”、“（夏）”等月名，可与夏曆相参照。另有楚帛书所记十二物候历月名，为农事所用。辑得大事纪年计35例，可考者计十例，待考者25例；考订“许之岁”九月的朔日为“丁酉”；考订“王徙于鄩郢之岁”为楚肃王四年（前377年）；对物候历月名逐一作解说。是为“纪年与月名例”第五。
楚卜筮祭祷简所记楚人祀谱有“三楚先”、“楚先”、“荆王”之称，这些用语对于研究楚先祖、先公、先王祀谱具有重要意义。“三楚先”作为楚人先祖祀谱的代称，特指“老童、祝融、穴酓”，其中“老童”为楚人之始祖母；“楚先”特指“老童、祝融、鬻酓（熊）”；“荆王”所指为楚人祀谱中的先公谱系；“荆王”以下，楚人称历代先王为“某王”或“某某王”。 是为“楚简‘三楚先’、‘楚先’、‘荆王’以及相关祀礼”第六。
楚公族祭祀祖先，首列先王，次以家族分枝之所从出。因释先王、坪夜君成家族祀谱、（悼）固家族祀谱、卲家族祀谱，以及列入祀谱之“夫人”、“亲母”之例，是为“先王及家族祀谱例”第七。
楚简所记人名超过1600，仅包山简就达1100以上，是研究先秦人名姓氏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兹据楚简考订楚 氏、氏、酓相氏、酓鹿氏、观氏、喜氏、伥氏、氏、氏等来源，或有补于姓名学研究，是为“楚公族姓氏例”第八。
楚简所记连绵字的多种写法，有相当一部分不见于典籍。连绵字的最大特点是不能分拆作释，然古今皆有不明此例而误释误读者。如帛书《五行》“匿匿”，论者或于前一“匿”字后断句，或读“匿匿”为“匿慝”，都有问题，可见联绵字的释读也是值得重视的。因考释联绵字70余例，是为“连绵字例”第九。
中国古代文字一字或有歧读，如“墉”有庸、郭二读，“屮”有艹、屮（读若彻）二读，此《说文》已载有数十例。歧读字虽然只是秦统一文字之前的特殊现象，但在具体文例中，往往因为某一字存在歧读，造成释读之困惑。因对古文字歧读作理论探讨，归类分析。论及“义同歧读”3例、“义近歧读”3例、“义异歧读”5例、“形声字声符歧读”2例，对“文字异形与个别歧读现象”分三方面作说明。是为“古文字歧读释例”第十。
简帛书写体例属于内在的形式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学者论及汉简者多，而述及战国简帛者相对薄弱。因就战国简帛标点符号、篇题、分栏、削改等援例条辨之。是为“简帛书写例”第十一。
郭店简《老子》公布之初，有学者发表看法，认为郭店简“文字有许多基本的错误，说明抄手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此后又进一步提出竹书“错别字”的问题，且将竹书中的“错别字”开闢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说：“当时抄书的人不时写错别字。”这一说法对竹书的準确程度作了过低估计，致使将竹书中相当一部分原本正确的字考成了“错别字”。对此现象是保持沉默，还是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提出学术批评？我个人选择了后者。本课题举出学者考证出的竹书讹误或“错别字”计22则，26例，这些例子基本上都是以不误以为误的考证，此类考证既不可信，可见由此断言竹书抄写者水平很低是缺乏根据的。在辨误的同时，对竹书《老子》“大小之多”、《容成氏》“ 人”等提出新的解释，说明竹书中的此类文例是可以读通的，不能认为有误。是为“将简帛不误之字释为‘错别字’例”第十二。
依出土时间的先后为序，简要介绍楚系简帛的出土时间、墓葬、主要内容、价值、研究概况、年代、着录，是为附录。
四
本书部分内容阙如。除“通假”例篇幅太大，将另外成编以外，还缺政治用语例、经济用语例、军事用语例、司法用语例、思想用语例、礼俗用语例、文学艺术用语例等。部分例（如司法用语、思想用语、礼俗用语）虽然已有成稿，但较本课题的其他章节为薄弱，委实说，知识有欠缺，经慎重考虑，不纳入最终成果。凡此已在项目中期检查中作为重要变更事项向有关部门作过说明。
本书主要以《春秋释例》为参照，多数章节属于传统的释例门类，而连绵字例、古文字歧读释例、简帛书写例等章节则是依据楚简帛释读的具体情况设定的。将简帛不误之字释为“错别字”例是针对目前学术界研究简帛出现的问题提出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楚简帛研究终究要从认字释读阶段走向分类综合研究阶段，本课题在这方面进行得很艰难，但希望能迈出探索性的一步。
我做学生时没有受过古文字的专门训练，只好边乾边学。写了文章，向专家求教。曾先后得到刘钊教授、李家浩教授、施谢捷教授的书面教言，得到黄盛璋教授、裘锡圭教授、吴振武教授、林澐教授在他们的文章中或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对我的批评，得到饶宗颐教授、李学勤教授的奖掖或帮助。也曾读到多位学者针对我的论着提出的不同意见，曾恭读多位不知名学者的审稿意见，受益良多。杜甫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请允许我藉诗圣名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五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学习二重证据法，并努力付诸实践。
最近读到陈淳教授《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6期）一文，说：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调‘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的学者而言，它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20世纪初的水平。”又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状况“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準”。陈淳先生在文章中还表示了对学术传统的鄙视与否定（参《文史哲》2006年6期，第22页）。笔者有所不明，愿质疑于次。
就新中国的考古学而言，报告、论着难以数计，成就举世公认，倘若在方法上还停留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水平，旧中国、新中国与二重证据法有关的考古学方法全给否定了，这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妨说，学者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考古学与史学的综合研究，不仅在其初始是正确的，即令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这恰好证明了二重证据法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一种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不断得到新的阐发的方法。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时代开出一轮绚丽的花朵，结出一批为世所瞩目的硕果；这以后，经几辈学人的努力，二重证据法已经成长为学林中的大树，年年开花，年年结果。今天的“二重证据法”仍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以“停留”的眼光看待二重证据法，只知深爱自己的学术园地，看不到学术界的万紫千红，是有失于偏颇的。二重证据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国的考古学在方法上也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而是在不断进步。西方有些国家因为缺乏史书记载，只好在考古上着眼于遗存本身，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外在考古学方法上的差异，是由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考古工作实际所决定的。外国学者并没有作出中国考古学方法比他们落后之类的判断，此二者之间不能像百米短跑一般划分先后。客观的评价，中外考古学在方法上各有千秋，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没有必要简单地贴上先进与落后的标籤。如果一定要否定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一定要否定二重证据法，是否需要有相应的研究成就，证明其方法为先进，才可以下结论？
中国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献，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外国学者也在做。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考古、古史、出土文献都很熟悉，作出了许多令人敬佩的贡献。但我们也许可以说，王国维的古史研究至今没有人能超越，李学勤在甲骨文、金文、出土简帛方面的研究成就，今天能与之差可比肩者，屈指可数，这难道不是国际水準？笔者无意抬高中国学者，因为中国学者占有地利，除了上个世纪初出土的楼兰、尼雅、敦煌简牍以及上个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以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学者还占有先机（请注意，在旧中国，中国学者屡屡痛失先机，至今还有数量可观的资料流失海外，不予公布；当初个别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掠夺式的野蛮发掘，无方法可言，也在考古学的範围之内。以上的话只是为了分析问题，请国外同行谅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都是在他们坚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倘若不能撼动他们从事研究的基础工作，空谈缺乏实际研究成果作支撑的方法，是无能为力的。笔者之所以提出以上质疑，还有一个原因，近年学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也喜欢写考古学方法的文章，本科生、研究生都有。谈方法，批评中国同行，津津乐道，让他们读典籍，则坐不住，是谁之过欤？
我不反对借鉴外国的方法，但如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倘若一定要按照当初从外国引进的设计来匡正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则胶柱鼓瑟，不堪构想。考古学方法的进步，也必然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装上高鼻子，染成黄头髮，外国人根本就不屑于看你，因为他是原装的，你是模仿的。世界本来是多元化的统一，若否定传统，否定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之根，谁承认你？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是有个性，有风格，有继承，有发展的；不象科学技术那样具有通用性，具有淘汰性，甚至具有某种颠覆性。一个方正照排系统，淘汰了旧的排版印刷，几乎颠覆了整整一个行业，有多少排字工人被迫改行！电脑的核心技术被外国垄断，你想学，学不来，人家不给，这就是科学技术！学术的借鉴不是这样，我们引进西方哲学，不因此而淘汰中国的诸子之学；引进国际图书分类法，并不因此而淘汰四部分类法。古史重建借鉴外国的方法，也不会淘汰二重证据法。借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使自己强大起来，不是为了抛弃自己的根本。鄙视中国的学术传统，贬低中国学者採用的正确研究方法，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请记住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凡例
凡录原简文字，独立引文释文从严，以便读者作进一步研究； 述性引文释文从宽，以便阅读。
辞目儘量採用原简用字。若原简为通假字、异体字，必要时，亦用本字。
凡竹简单行注释本与考古发掘报告编号不同者，以採用报告编号为主。如九店简的编号用《江陵九店东周墓》一书的竹简编号。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用《云梦睡虎地秦墓》一书的竹简编号，这是因为《日书》有分栏，採用报告编号便于覆核原简。又因为目前学术界引秦律均採用《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编号，兹从之，必要时附脚注说明。
凡引经史习见之典籍一般不出脚注，若引异文涉及考证者，则注明所据本及页码。
凡引简文均附竹简编号。名称儘可能与原始着录保持一致，若有所省略，则以不致引起歧义为原则。格式之例为：
1． 包山简1，《包山楚简》第1号简。
2． 葛陵简甲一3，《新蔡葛陵楚墓》甲区一组第3号简。
3． 信阳简2-01，《信阳楚墓》2组第1号简。
4． 望山简二1，《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望山二号墓第1号简。
5． 九店简56-54，《江陵九店东周墓》五十六号墓第54号简。
凡有篇名之竹书，称引格式之例为：
1． 郭店简《缁衣》1，《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第1号简。
2． 郭店简《老子》甲1，《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第1号简。
3． 上博藏二《容成氏》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第1号简。
4． 上博藏三《周易·艮》49，《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第49号简。
之所以引竹书《周易》附上卦名，是为了便于读者依六十四卦作检索，《周易》研究者对传本卦序都很熟悉。
作品影响
2013年10月，该书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