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知德（1525—1604），字矣鲜，号瞿唐，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人，明代理学家、易学家，着名诗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屡上公车不第，遂“杜门谢客，穷研经史”，隐居求志，着述为乐。其晚年，朝廷特授翰林院待诏，不赴，敕建“聘君仁里”石坊。着有《周易集注》《来瞿唐先生日录》，分别收入《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后世尊其为“一代大儒”、“崛起真儒”，建来公祠以祀。其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卓然成家，易学成就更是独树一帜，时称“绝学”，“孔子以来未曾有”，对后世影响至深，研究者遍及海内外。

2014年是一代大儒来知德逝世410周年，为纪念缅怀先贤，挖掘弘扬来氏易学，由《光明日报》社、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梁平县社科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梁山真儒、天下来学”为主题的“2014来知德儒学思想国际研讨会”。“梁山真儒、天下来学”首次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题名。台湾着名学者、国际易经学会台湾总会理事长、世界易经大会常务理事团主席徐芹庭，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谢幼田等在研讨会上作了学术交流，“梁山真儒，天下来学”由谢幼田教授书丹。

来知德是明代着名的理学家，写就了举世闻名的《周易集注》，《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来知德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为后世留下了不竭的精神财富。

来知德学识渊博，道德纯粹，生时即获得“三川高士”“一代大儒”“盛世真儒”等称誉。当时，科举当道，士子文人唯读《四书章句集注》，心学末流“束书不观”，他却熟读经子百家之书，穷究天人义理之学，“冠道德，履仁义，衣百家，佩六艺”（《答客问》）。他学通三教而归本于儒家，躬行孝悌以尽其伦理，在儒学、理学、易学、子学以及文学等领域，都有精深造诣，自成一派，卓然宗师。时人郭青螺赞其“悟彻八关，惟逊志于道德性命之奥；节高三峡，不投足于富贵利达之场”（《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

来知德现存理学着作12种，学术“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明史》本传）。他突破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慾”“格物致知”的成说，提倡遏止人慾以存天理、格尽物慾而致良知；指出《大学》的“明德”，即《中庸》的“五达道”，亦即践行“五伦”之教；主张“有物乃有理”“理在事中”，具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他在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克服汉学的繁苛、理学的空疏、心学的逃禅，进而将儒学思想落实到躬行孝悌、实践伦理上来。

他穷三十年之力钻研《易经》，突破汉儒“卦变”、玄学“扫象”、宋儒“溺数”之弊，独闢蹊径地发明了“错综”学说，深入探讨“象、辞、变、占”结合的解《易》理路，成《周易集注》巨着。其所注所言，“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四库全书总目》本书提要），为后来者所追捧，研究和效仿者不一而足。特别是他创製的《来氏太极图》，独标“对待者数”“流行者气”“主宰者理”，颇合辩证法“事物是矛盾对立的”“矛盾是运动变化的”和“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等法则。

他爱好文学，凡其所遇所感，皆付诸于诗。生平撰诗文集13种，快乐生活，快乐吟咏，自谓：“德蓬蒿之子，平生不以富贵为意，甘贫惯熟，偶得闻道，如自渊而升于天，日日是乐，文章自乐而得之者也。”（《答吴蒙泉》）刺史傅公叙《瞿唐日录》，谓其“六经、百家书无不读，乐道安贫，抱膝长吟，所着诗中更无一愁字”（《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其创作风格平实自然，言之有物，不事雕琢。《自序》称：“随意兴所到，未计工拙，未曾学古人，亦未焚稿。”如在京师应举时，得家书听说父病母盲，遂焚路引而题诗：“莫遣红尘客子知，殷勤谢尔夜题诗。两行黑字催人老，一幅乌丝觉我痴。万里鹏程何足论，双亲鹤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寻尧舜，东海宣尼是引师。”还以诗言理，自称“道言”，如：“昔年行远不知远，今日登高始觉高。知远知高天近午，泗滨伫目望飞舠。”（俱《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生动揭示了人生体味、事物认知将随阅历增多而加深的哲理。

来知德生当晚明嘉靖、隆庆、万曆三朝，政治由盛而衰，君主腐朽沉沦，朝廷党争日烈，世风奢靡无度，士人无耻至极，民生艰难之至，四方扰乱不已，大的农民暴动已在酝酿之中。来知德不愿与世浮沉，毅然绝弃科举，追慕孔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是纯粹高尚的道德实践家。来知德不汲汲于科名利禄，在京师焚引之时，有朋友劝阻道：“本朝以科目为重，焚引别无路矣。”他却慨然说：“有圣贤一条路，做圣贤不要命。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能之。割断了科目一条肠，孔孟由我做去！”（《太史来瞿唐先生年谱》）平生以孔子“三戒”“四勿”、孟子“三好”为入圣之门，以为：“好勇、好货、好色，杀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孙也是此三件。”（《省觉录》）以为消得三欲，便此心清明，一团天理，自然流行，与圣同域矣：“人慾既消，此身虽是血肉之躯，乃一团天理矣。既是一团天理，无一毫人慾之私，则能与天地合一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格物诸图引》）他一生躬行孝悌，少以“孝童”举，长因孝亲而辍考。晚年，朝廷以“翰林院待诏”的殊荣徵辟他，亦被他婉转拒绝。来知德的一生，是学术研究的一生，道德实践的一生，也是为其乡党树立榜样、移风易俗的一生。立德、立言，堪称不朽。当时人称讚他“光风霁月”“一团天理”“无一毫人慾之私”，乃“瞿唐瑞气”“一代真儒”，又称他为“来夫子”“来圣人”！

梁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知德一生研究《易经》，遵循“进德修业”，推尊“崇德广业”，追求“盛德大业”。其平生不追名，不逐利，不好色，不呈勇，是内修圣德、外履仁义的一代名儒。他的学术成就自是研究中国儒学史、易学史、文学史不可忽视的内容，他的高尚品德更是当下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重建、家庭美德培养、个人品德砥砺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大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梁平有着民间生活儒学的深厚源头，这是梁平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巨大优势，这些优质资源包括来知德及其家族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一是为政以德、为富以仁。也就是要做儒官、儒绅。来知德的曾祖曾经当过云南的县令，为官清廉，晚年致仕回家，见乡亲遇灾穷困，当着债务人的面烧毁借契，散财家财。来知德继承了这一优良家风。

二是经商要信，要成为儒商。来知德的父亲靠开小客店谋生，客人暂存一个包袱，兵荒马乱中，客人不知去向，三年后客人回店，包袱从未打开，200两文银一分不少。这个“还遗金”的故事，梁平家喻户晓，“仁贤乡”的荣誉就是当时的政府颁授的，来氏家风就是梁平的民风。

三是立身要诚，要善于把握自我。来知德之所以成为“一代真儒”，就在于他能很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懂得在他所处那个时势下，自己不适合乾什幺，适合乾什幺。他早年取得乡试第五名，后会试不第，幡然醒悟，决心学做孔子。

四是治学要精。来知德说不上有什幺师承和家法师法，是自学成才，却学无常师，海纳百川，综罗百家，出入汉宋，在深山老林里苦学精研29年，完成《周易集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要迷信什幺大学、导师，成才之路不止上大学这样一座独木桥。

五是孝悌为本。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承，是建立在天生的、自然而然的血缘情感之上的伦理道德。有人说，朝圣叫信仰。看看中国的春节，几亿人在短时间内涌向心中的圣地——家，用最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有用原始的办法，骑脚踏车，甚至步行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就叫“孝”。来知德是个至孝的人。孝行是生活儒学、民间儒学的第一要义。

六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来知德早年不被理解，被认为疯疯癫癫，往往被人误解，被有权势的人打压，他远避万县深山，当他成一代大儒后，明朝政府儘管腐败，但还是有些地方官大力举荐，促成明朝中央表彰来知德。这其中有不少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

七是弘扬儒学，建立文化自信、道德自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提出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种转变仍在过程之中，其中包含着由革命法制向治理法制的转变、由革命文化向和谐文化的转变，等等。治理法制讲尊重人权，讲公平公正，讲服务政府，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儒家的“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包含了“和实生法”的天才猜测。简言之，法是“和”的产物。任何一部法律法规都是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是“和”的产物。立法要“和”，执法和司法也要“和”，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无过无不及，才能公正公平。搞现代法治一定要尊重自己的传统。中华法系的灵魂是儒家思想。儒家一贯主张德礼为先，刑罚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主张德主刑辅、礼法合治，主张法律与道德的相向性，“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就是它的文化，而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之一就是孔夫子，在梁平，就是“一代真儒”来知德、来夫子。梁平从地方文化、本地先贤中发掘资源来提升全县干部民众道德自信、文化自信，很接地气，也更具有文化力、道德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