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尝试将1954年出品的《萨布瑞娜》和1962年出品的好莱坞爱情类型片中的经典影片《窈窕淑女》进行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文本对比阅读，是否能够更为清楚的认识一个好莱坞语境中的比利·怀尔德。

两部影片在叙事文本上均貌似严格的遵守着爱情类型的条条框框，在情节模式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灰姑娘”的经典本文。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将文化工业导致的类型化指认为“通过广大无阶级性的新神话，强有力地援助了收编工人阶级的进程，并且更加紧密的将工人阶级与发财致富的信念结合起来。”这句话默认了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中产阶级道德。建立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上，我们是否可以对两部影片的阶级性立场进行审视，从叙事中挖掘其意识形态运作的不同方式和迥异方向。

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一个底层阶级的女性，如何与中产阶级男性结合。这其中的决定性事件都是她们被塑造，导致了身份的改变。而身份的改变致使她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之中。这种身份的可移动性，被文化研究学者们认为是大多数工业社会阶级系统的特徵。然而，我们需要审视的是，这两部影片中，底层人民身份改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窈窕淑女》的伊利莎，因为语言学家和一个资本家兼贵族玩笑般的打赌而被中产阶级塑造，继而进入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中，这就是说，底层阶级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份，必须等待中产阶级的塑造。而伊利莎改变身份的动机，既是赤裸裸的来自于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嚮往。而伊利莎父亲的身份改变，更是神化了中产阶级的作用，语言学家又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又使这个游手好闲穷的叮噹响的父亲成为了“英国最优秀的道德家”，得到周围人的追捧（过去他是个人人讨厌的混蛋）。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是直指底层人民的。但身份改变的事实，却给予中产阶级以改变和塑造底层人民的权力。

而在《萨》中，同样存在一个塑造的过程。但区别于《窈窕淑女》的是，这种身份改变的动机，是来自于女主角莎布琳娜对于中产阶级男青年大卫的爱情。她遵父命去法国学习厨艺，在法国被一个男爵塑造。这个塑造的过程在叙事中被省略，被看作一场偶遇和机缘。法国和男爵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具有深意，比利怀尔德藉助欧洲和贵族阶层，是否在用一种更为古典的方式，消解中产阶级的权力？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叙事层面对影片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两部影片中都有两个被严格区分的世界。在《窈窕淑女》中，这两个世界之间只存在底层阶级对中产阶级世界的闯入，但两个世界彼此之间是不可见的。《萨》中，两个世界因为主僕关係的设定，在空间位置上并不存在区分，这种区分是象徵性的。不可见被打破，底层阶级的视点被承认，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为一个舞台被底层阶级观察。这种观察在两次舞会中显现得最为明确。在开片的舞会中，草丛作为象徵性的界限，莎布琳娜躲在草丛后窥视着舞会上的大卫；而在第二次舞会中，莎布琳娜进入到了这场舞会中，僕人们躲在草丛后继承了这个窥视的视点。阶级划分被认为是想像性的，作为司机的父亲严格遵守这种划分，他告诉莎布琳娜“不要伸手斋月”。而颠覆性的台词是莎布琳娜的回答：“现在月要摘我了。”当想像性的阶级划分不复存在，底层人民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中产阶级的世界里，这是比利怀尔德的颠覆性处理之一。即赋予底层阶级以主动性，儘管这种主动性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但在《窈窕淑女》中，伊利莎连争取爱情的主动都是不存在的。

这种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涉及到了所谓的“闯入”。《窈窕淑女》中的伊利莎对中产阶级世界的第一次闯入是混乱而惊恐的，她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这整个闯入被表现为不伦不类，这种不伦不类被一直延续到伊利莎的父亲的闯入。他在语言学家家中的表现是“不道德”，并且唯利是图的。但语言学家的表现充满了克制，他不但给钱，且用一句话就让其父一步登天。整个影片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中产阶级帮助底层阶级女青年消除“闯入”的过程。伊利莎被语言学家逼迫学习“发音”。这种逼迫被表现为苦口婆心的。当她的发音终于标準之后，伊利莎便成功进入了中产阶级甚至贵族世界。两个世界的隔阂，被简单看作是“发音”带来的。在英国，发音被看作一个显着的身份标誌，但在影片中，这个标誌被简单化为身份改变的充分条件。这种简单化的背后是否含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企图，即製造一个并非事实的幻觉，底层阶级想要改变身份是容易的，只需要好好练习自己的发音就可以了。阶级对立被简单化为生活方式的对立，并且中产阶级立场将这种对立建构为“底层阶级的语言是粗俗的”。这其中隐含的中产阶级道德和意识形态是赤裸而隐晦的，并且对于下层观众存在反动的询唤功能。

而《萨》中，阶级对立从未消除，莎布琳娜的“闯入”从未消解。即使她被成功塑造，成为一个“淑女”，如同所有类型片一样惊艳的来到舞会上，仍然被中产阶级玩弄。比利怀尔德意欲表现的，根本就不是阶级的消除，他根本不相信阶级是可以消除的。他始终在表现的是中产阶级家族内部的危机。所以另一个意义上的“闯入”发生了，赖恩斯因为家族利益阻止大卫与莎布琳娜的爱情，成为大卫和莎布琳娜之间的闯入者，而大卫因为赖恩斯以自己为交换品，两次闯入赖恩斯的办公室。这个意义上的闯入是比利怀尔德关注的话题。中产阶级成为观众的观看对象。如同片中莎布琳娜对于他们的观看一样。

《窈窕淑女》将爱情的到来看作是塑造完成的结果，语言学家陈述自己爱上伊利莎的理由：“我很高兴，我将你变得自信了。”这种爱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画家对于自己作品的爱，一个生物学家对于自己克隆出来的羊的爱。影片的结尾部分是伊利莎的游走，她不满于语言学家将她作为一个作品般欣赏，离家出走。但她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阶级中，原来与自己载歌载舞的人们告诉她：“小姐，你不应该来这儿。”这种刻意的设定是中产阶级对于下层世界的想像性描述，这种无法交流被刻意放大。在这里，伊利莎面临的困境是身份的模糊。语言学家的人口报失并不能够说明伊利莎的身份，伊利沙也无法明确自己的身份，她似乎不再属于下层世界，只好回到中产阶级的世界里捉迷藏，并且最终回到语言学家身边，以完美爱情收尾。一切都是在中产阶级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完美爱情的真相。

《萨》的爱情发展却是产生于中产阶级内部的争斗中，赖恩斯在阻止大卫与莎布琳娜的过程中爱上了莎布琳娜，但出于家族的利益他必须将莎布琳娜送回法国。莎布琳娜则选择同时放弃这两个人，回到巴黎。法国在这里成为了莎的归属，这里除了爱情的困顿并不存在其他的困境，莎布琳娜不像伊利莎无处可去，她将法国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属。但最后结局的意义在于，中产阶级两兄弟被莎布琳娜改变，宣称不结婚的赖恩斯终于放手追求爱情，花花公子大卫却决定为家族利益担负责任。莎布琳娜成为了解决中产阶级家族危机的关键因素。

但事实上，解决这一切的是法国男爵，他对于莎布琳娜的塑造是改变这一切的关键因素。而在这里，问题被重新提出，对于比利怀尔德，欧洲和巴黎，究竟意味着什幺，男爵的身份设定，又说明了什幺。比利怀尔德否认中产阶级对下层人民具有塑造的能力，这无疑打破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意识形态诉求，但他又选择一个标準的类型片文本，这本质上形成了一种分裂。类型电影始终被看作一种使用大众传播手段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方式，是让“从属阶级安心于其从属阶级地位”。而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工业特製和资本来源，就决定了其必须维护以华尔街高层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这本是无须质疑的。《窈窕淑女》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正是完整的陈述了这一套道德：中产阶级有能力塑造下层人民，使他们进入到中产阶级队伍中，并获得完美爱情。而以另一套主体进行表述，即下层人民可以通过中产阶级的塑造，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并获得中产阶级的完美爱情。这种仪式化的集体幻觉机制是几乎所有经典好莱坞类型的法宝。然而《萨》一方面颠覆中产阶级的作用，转而呈现中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一方面将塑造的能力和权力交给古典意义上的欧洲贵族。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贵族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特权阶级，这就是说，资本在这之中的能力被消解，这与好莱坞的道德是背道而驰的。塑造的权力被建立在不以资本为基础的名义上存在阶级手中，是否可以看作是比利怀尔德对于这个类型模式的本质上的的反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