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福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欧洲着名的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生于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他的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卡夫卡是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徵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捲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其最着名的作品有借小动物防备敌害的胆战心理，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时刻难以自保的精神状态和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孤立绝望情绪的短篇小说《地洞》（1923）；通过小职员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表现现代社会把人变成奴隶乃至“非人”的“异化”现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1912）；写土地丈量员K在象徵神秘权力或无形枷锁统治的城堡面前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能坐以待毙的长篇小说 ；借银行职员约瑟夫·K莫明其妙被“捕”，又莫明其妙被杀害的荒诞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司法制度腐败及其反人民本质的长篇小说等。 卡夫卡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範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出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因而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他的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国小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1922年6月辞职。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準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作品概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託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卡夫卡的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係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係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儘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另一部短篇小说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和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慾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僕的引诱，致使女僕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僕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什幺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幺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讯息。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讯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徵。

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悽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徵，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作品採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

20世纪初至30年代盛行于欧美一些国家的文学艺术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和奥地利流行最广。它首先出现于美术界，后来在音乐、文学、戏剧以及电影等领域得到重大发展。表现主义一词最初是1901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马蒂斯画展上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一组油画的总题名。1911年希勒尔在《暴风》杂誌上刊登文章，首次用“表现主义”一词来称呼柏林的先锋派作家。1914年后，表现主义一词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和採用。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 表现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统一协调的运动，其成员的政治信仰和哲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大都受康德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反传统，不满于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命”。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要求进而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描绘而揭示人的灵魂；要求不再停留在对暂时现象和偶然现象的记叙而展示其永恆的品质。它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领域都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诗歌的主题多为厌恶都市的喧嚣，或暴露大城市的混乱、堕落和罪恶，充满了隐逸的伤感情绪或是对“普遍的人性”的宣扬。它的特点是不重视细节的描写，只追求强有力地表现主观精神和内心激情。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特拉克尔和德国的海姆、贝恩等。其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异乎寻常的变形或扭曲，用以揭示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和人失去自我的严重的精神危机。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卡夫卡等。其戏剧内容荒诞离奇，结构散乱，场次之间缺少逻辑联繫，情节变化突兀，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多用简短、快速、高声调、强节奏的冗长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大量运用灯光、音乐、假面等来补充语言的效果。代表人物有瑞典的斯特林堡、德国的托勒尔、美国的奥尼尔、捷克的恰佩克、英国的杜肯、衣修午德以及爱尔兰的奥凯西等。

卡夫卡的小说在艺术特点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明显不同，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也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极为重视的环境描写。作者平铺直叙地在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语调平淡冷峻，很难碰到绘声绘色的描述。而且，故事本身和人物的遭遇往往虚虚实实，飘忽不定。总之，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寓意性而来。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一种力量巨大的权威所覆盖。这个权威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它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习惯于採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是象徵。卡夫卡常使用象徵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係的理解。如《审判》中K的被捕、企图申诉，以及案件的起因与内幕，始终是笼罩在云雾之中。那个法庭更是带有神秘色彩，它的存在模模糊糊，仿佛设在阁楼上，但它却有无限的权力，能决定人的生死命运。它无疑象徵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异己力量。再如《城堡》，小说中那个时隐时现、神秘莫测的城堡，对村民是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权力巨魔，它就是专制政权官僚机器的象徵。城堡就在眼前，但就是走不到那里。这象徵着专制统治者与普通人民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这里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荒诞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变形记》中人忽然变成甲虫，《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猿变成了人，《审判》中K被荒诞地逮捕，又被荒诞地处死，《城堡》中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城堡以及《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自溺和儿子执行判决等等，都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所有这些诞妄不经的事，都来源于“世界是荒诞的”这一基本信条。

三是逆说。荒诞性虽是卡夫卡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他并未止于荒诞。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作家运用的是一种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但细想一下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表面上是“非”，实际上却是“是”，即似非而是。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用这种手法所写的内容大量存在。如小说《审判》中第九章《在教堂里》的“在法的门前”那一段就是明显的例子。某日，来了个乡下人，要求进法的门里去。但卫士说现在不能允许。乡下人又问，等一等是否可以。卫士说：有可能。但乡下人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他问卫士：既然所有的人都嚮往法，为何这许多年却未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卫士吼道：“这道门是专门为你设下的。”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描写，如卫士拿小凳给乡下人坐，和他拉家常，收他的礼物，但就是不放他进去。乡下人老了，却发现了卫士大衣毛领中有跳蚤，等等。乡下人等了一生，直至生命的结束，荒谬之至。但仔细琢磨起来，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普通农民要想沐浴法律之光，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卡夫卡习用的产生似非而是效果的逆说法。

四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是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挣扎，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如《审判》中的约瑟夫的结局。这里面就蕴含着讽刺。卡夫卡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往往与苦涩的幽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本来是出诊治病的，却陷入了荒诞的境地。最后上了年纪的医生，赤裸着身子，冒着严寒，坐着从猪圈中钻出的魔马拉的车，在茫茫的大地上到处游蕩。上面提到的《审判》中乡下人想进入法的门而不可得的故事更带有明显的讽刺性。 五是平淡、拙朴、凝重和冷漠的叙述风格。卡夫卡写的经常是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展开的荒诞故事，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沉恐怖的感觉。写这种内容，作家当然不可能使用简练明快的语言。卡夫卡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是：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朴中透着凝重。这种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的朴素无华最相适应，但更主要的，这是卡夫卡作为作家的独特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有关。现实生活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卡夫卡是体会至深的。这位陷入深深痛苦与困惑之中的作家在创作他的寓言性小说时表现出的这种语言风格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卡夫卡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现代世界人们所体验的各种痛苦感受，如灾难感、陌生感，特别是恐惧感和无能为力感。卡夫卡先于时人抓住了时代的特徵，并且表现得十分深刻，故而被视为开一代文学的宗师和天才。

卡夫卡的创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艺术经验已被许多作家所汲取。卡夫卡创作的艺术特徵对许多现代主义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徵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等都把他看成自己流派的开创人或重要代表。这一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卡夫卡创作的巨大价值。

卡夫卡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批判和对整个人类存在状况的思索和挖掘是深刻的。但也必须看到，他的创作中瀰漫着一种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毕竟不能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并奋起抗争，以改造这个产生荒诞和恐怖的世界。

在西方，卡夫卡大约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受到世人瞩目的。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他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册，5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着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11册书，“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11册？”1963年，当卡夫卡80周年诞辰的时候，他的故乡举行了国际性的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会议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提出全盘否定卡夫卡的理由了。”这以后卡夫卡便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德国着名作家托马斯·曼便“将出自卡夫卡深沉的笔触之下的作品列为最值得一读的世界文学名作”。黑塞说，“我相信，卡夫卡也将永远属于那样一些人物之列：他们创造性地，儘管是充满痛苦地表达出了伟大变革的预感。”卡夫卡研究随即也就变成了西方的一门“显学”。 在中国，长期以来读者对卡夫卡都是比较陌生的。就以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文章是由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JacobWassermam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文章发表在杂誌第5卷第2期上（1934年6月1日），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

这里有一个天才的作家，包含所有这些特点的（指心理学小说的特点），便是考夫加。在广义方面讲，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这是一位德国人，正巧是一位犹太人。

有关卡夫卡的介绍，仅此而已。该文下面转而便开始论述犹太人对于文艺的贡献。并且，文中所说的卡夫卡是“一个德国人”，“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显然也不够确切。不知这是原文的问题，还是译文的问题。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文中写道：

上次世界大战后，对英美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是爱略特和乔伊斯，而在目前，那是里尔克和卡夫卡（1883——1925）了。……卡夫卡在现代文学既有如此影响，而在我国，他的名字却是全然陌生的，这未免是件遗憾之事。

卡夫卡和里尔克同为生于捷克布拉哈的犹太人，他们同样的染上神秘主义的色彩，沉醉于人生晦涩的深奥，因此他们的倾向，仍是象徵主义的方向，而走的路却不同于正宗的象徵派。在小说方面，卡夫卡的影响，见之于寓言小说的勃兴。但卡夫卡型的寓言小说，并不是本扬（Bunyan）或施威夫特（Swift）显喻性的寓言，无宁可说是相当于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或杜思妥益夫斯基式晦喻性的小说，其涵义不是可以用手指所按得住的。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有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徵之内另有象徵，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

文中将卡夫卡去世的时间定为1925年，并声称里尔克是犹太人，显然有误；将卡夫卡归为象徵主义小说家也显然不太确切，但文章对卡夫卡小说的寓言性特徵的概括和分析还是颇为精彩和切合实际的。

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卡夫卡来到中国之初，只是在文坛入口处登了个记，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发生什幺显着的影响了。” 以上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世界文学》杂誌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似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仍心有余悸，没有署真名。其实，丁方就是我国着名的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叶廷芳先生。据叶廷芳先生2001年4月7日介绍说，他在1964年才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个名字。大约在197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购得几本卡夫卡的书，其中包括《城堡》和几个短篇。后来他将这几本书送给了冯至先生。这是叶廷芳第一次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

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生平简介”、“主要作品”、“孤独的人和陌生的世界”、“艺术特点”，其目的旨在“就卡夫卡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一初步的介绍”。文章对卡夫卡的评介似乎只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卡夫卡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準来衡量他，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挖掘尺度’，在艺术上他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1980年《外国文学动态》发表了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保尔·雷曼撰写的长文《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在文章前面有编者按：“近30年来，生前并不引人注意的奥地利业余作家卡夫卡在西方文学界越来越引起了重视，人们把他奉为现代派文学的祖师，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等等。50年代前半期，当卡夫卡这股‘热’在欧美各国开始形成的时候，苏联、东欧各国是进行抵制的。但1957年以后，卡夫卡热的‘东方防线’被沖开了，不少原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也对卡夫卡作了肯定的评价。”同年，联邦德国着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访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上，被人问到，本世纪的现代德语作家中谁是最重要的作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第一位是弗兰茨·卡夫卡，其次是托马斯·曼，第三位是布莱希特……。”他的这一论断当时“语惊四座”。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瀰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在短短的20年多年时间里，我国已出版关于卡夫卡的着述10余种，其中叶廷芳就有着译多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199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着《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发表了有关卡夫卡的论文200多篇，出版作品集几十种。而《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出版，则是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誌。

评价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Lestestaments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範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影响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恆主题。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讚赏。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藉，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因而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係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係的话，那幺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係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係。”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徵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