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机网电话一般被称为“红色机器”，简称“红机”，也被称为红机电话。1949年7月，中共中央领导搬进中南海，中南海专用电话局正式开通。

初期，中南海专用局在局内安装了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中继台、蓄电池，迁入人工磁石交换机，还敷设了地下和架空电缆。1951年4月，中央办公厅和邮电部决定，在中南海新建自动机房，由已经改名的北京电信局负责执行。1952年7月，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根据规定，“三九局”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

习近平办公室的红色电话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电台还有红黑之分，红色电台是首长保密电话，黑色电台有首长的普通电话及其他单位的电话。红色电台、红机子是在保密网内，黑红不能混接。一般电话找到首长就要接黑色电台，领导拿错了电话还需要换接。据悉，毛泽东使用“红色一号机”。

与一般电话不同，红机的号码只有四位，能接到同一加密系统内的其他四位电话，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这些电话均经过了加密处理。

《华尔街日报》记者马利德在他2010年一本名为《党》的书中写道，只有副部级及以上级别的中国官员才能配备这种红色电话，这是一种通过安全和加密通讯系统联络高级官员的方式。《香港成报》称，中国省部级官员办公室均配有红机网电话。北京的高层办公室都设有红机，包括党报总编辑和一级国企负责人均有配备，随时接收上层命令。

为了保证畅通，红机电话一响，相关人员是绝对不能不接。马利德的描述更形象，他在书中写道：当“红色机器”铃声一响，那些老总及其下属都会“跳”起来关注。一家国家银行的高级执行长官说“这可不能不接。”

中共领导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建立安全稳定的电话线路。1954年7月19日，毛泽东去北戴河，总参通信部派人去北戴河负责保障通信联络。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总理李克强乘坐专机赴当地视察，媒体就曾拍摄他在飞机上指挥救援工作的照片，期间所使用的也是红色电话。

此外，央视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介绍，在《新闻联播》专用的审看间内，“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2001年，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曾因《新闻联播》的一次报导错误，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

拥有红色电话就意味着取得了“党内名流”的资格来管理中国。《华尔街日报》称，能拥有红色电话的圈子大约是300人，主要是男性，他们主宰了世界上1/5的人口。如果说配备一部这样的红色电话就是在中国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决定性象徵，那幺习近平办公桌上有两部红色电话的事实所传递出的信息就不言而喻了。

1、所用电话机必须符合《电话机电磁泄漏发射限值和测试方法》（BMB1—94）保密技术标準，并具有国家保密局颁发的进网许可证。

2、严禁在专网上使用无绳电话机。

3、不得在专网上私自连线其他终端设备，确有必要必须经过专网局批准，并经过安全保密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4、避免在同一房间同时使用专网电话和普网电话，以免因声音耦合造成泄密。

1963年6月，美苏在日内瓦签署《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根据备忘录的要求，美苏热线是一条双向电报线路，途经华盛顿、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莫斯科，其中华盛顿-伦敦段通信联络依靠世界上第一条跨大西洋电话电缆连线。
热线在莫斯科的终端被称为“红机”。“红机”没有语音通话功能，更像是一台电传机，这种安排主要是因为两国元首担心声音传达容易产生误解或误听。“红机”被苏联视为顶级机密，为保证安全，机器被设定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地下囚室里，这里在沙皇时期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
美苏热线的首次使用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空军开战不久就重创了对手。作为阿拉伯国家的盟友，苏联在地中海集结重兵。美国注意到苏军的异动，立即向相关水域派遣了航母战斗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甚至威胁说：“如果苏联敢动以色列一个指头，美国不排除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
考虑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苏联在最后一刻退缩了。1967年6月10日，受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委託，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走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囚室，首次通过“红机”呼叫美国总统詹森。号称“苏联首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陪同3位领导人来到热线旁，当柯西金髮现热线不是一部电话时，立刻质问苏霍德列夫：“为什幺没有听筒和话机，我们怎幺和美国佬通话？”苏霍德列夫回答：“总理同志，这不是电话，而是一台远程电报打字机。”
除了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这条热线表现出急躁情绪，两人习惯于在电话前高谈阔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把话说完，由口译员速记下来再传送出去。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队买麵包”。儘管沟通如此不便，美苏首脑最终还是就共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达成协定。不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正式停战。

经过这次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视热线的功效。1971年，美苏双方一致同意将军事热线系统提升到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模式，由两颗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和两颗苏联通信卫星担任信息中转任务，使美苏领导人实现了真正的语音通话。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在他的政治局办公室里安装了热线电话，确保其可直接与白宫通话。当勃列日涅夫需要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这部电话会自动启动“机密专线”，专线上的声音信号全都经过加密处理，即使被人窃听或捕捉到也不可能还原成原始的声音信号。热线电话的话机上没有拨盘，也不用拨号，只有各种神秘的字母按键，而这些字母的特殊含义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秘书以及安全人员知道。
1986年，美苏热线又得到新的技术升级，两国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取代原来的卫星，使热线通话效果得到显着提高，并增加了高速传真和图样显示功能，这一能力使得两国领导人能迅速交换大量信息，包括地图、图表和表格等。新的热线具有最高级加密防护，其外壳可抵抗最强烈的电磁干扰。

2001年2月21日，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

此时正是19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儘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导。会见奥委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江泽民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幺问题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幺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泽民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泽民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导的，另一次则不应报导。在‘新闻联播’上报导我接见奥运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的，你们的报导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準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化勇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儘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化勇几乎能感受到江泽民在微笑，但是他知道这样的错误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幺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準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赵化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泽民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交通拥堵，他们6点多才赶到中央电视台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拍摄现场），而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直接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化勇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晚上9点钟的新闻摘要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晚上8点25分，赵化勇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準备给江泽民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泽民接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于是，赵化勇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泽民听完之后回答道：“我也像你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製作电视节目与製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画，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最后，江泽民嘱咐赵化勇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化勇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摘自《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