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16年，工作之余，走于郑诵波、叶浅予、郭传璋、胡爽庵等前辈门下继续求教，刻苦学习国画、书法。调回南京后，又拜武中奇、赵良翰、李味青等名宿为师，不计寒暑、潜心学习。曾研习过山水、人物、走兽，近些年更独锺于花鸟，喜画藤蔓、果实，尤其擅画葡萄、梅花、牡丹。曾被南京师範大学、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市政府办公厅、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单位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书画、美术。中国书法家会会员、南京市书画院书法研究室主任、高级画师，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特聘教授，退休后被聘为南京老年书画院副院长、句容市书画院名誉院长、南京六朝书画院院长。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飞往中国客机MH370航班，失去地面联繫，据越南方面回应，该次客机发生坠落，在客机名单中出现刘如生先生大名，据悉刘如生参加了由24位中国画家组成的艺术团在吉隆坡举办“中国梦 丹青颂”书画交流笔会，目前具体情况还有待各界反馈。

曾出版《书画便览》、《钢笔行书课稿》、《玄武湖诗书集》、《刘如生书画作品选》、《刘如生书画集》等专着。

回忆起来，我曾经有过六次以上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是母亲刚生下我的第四天，日寇打到了我的家乡——南京东郊灵山下横山咀。刚开始得知日本鬼子将要进村，老乡们便举家外逃，跑到山里或栖霞寺避难。每次出逃前母亲都是给我餵好奶，盖好被子，便仓促离去。当时家里都是一群孩子，按年龄排算，领养的老大15岁，姐姐11岁，倒生7岁，顺生3岁，我刚出生为1岁(以后取名逃生)。因为我太小，会啼哭，不便乡亲们躲藏，只有放置家中。实际上，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家里人已并不指望我能存活。但每晚家里人回来，都吃惊地看到我竟然淹淹一息。像这样多次出逃，多次放置家中，我都侥倖地活下来了。父亲是灵山煤矿的老闆，当地一些大小事都是请他出面协调处理。数日后父亲被乡里人推举出来，欲去与日本人交涉，谁知一出面，话未出口，就被日本强盗无端地捅了一刺刀，推入门前的水塘中，补杀了两枪。父亲被无辜杀害后，家中两次被当地的土匪抢劫一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第二次是我上国中二年级时，刚学会骑脚踏车，在大行宫十字路口，一下子稀里糊涂地倒进卡车肚里，脚踏车被摔出老远。但自己从车肚里惊慌地爬出时，司机和路人都惊呆了。我却扶起租来的脚踏车，仓惶而去。

第三次也是读初二那年，四五个同学一同到长江游泳。虽然我儿时在乡下的池塘里经常玩水，但对长江的水流却一无所知，不知江水有一股将你卷向江中、沖向下游的强大的力量。其他同学在江边上游来游去不敢向前，我却不以为然，擅自游向江心，顿时被水流卷向江中，沖向下游，我使足了劲也无力抗衡，仓惶中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救命。同学们都惊呆了，大呼小叫地向下游奔跑。我使劲与水流拼搏，挣扎中有一种即将被淹死的恐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块大礁石。我想，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强烈地求生欲望，使我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与急流顽强地拼搏，靠近了礁石，抓到了礁石------小命得救了。四五个同学坐在岸边，长时间竟不说话，沉浸在恐惧之中。

第四次，大约在1971年，我们煤矿文工团全团在天津东郊军粮城炮兵1855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某天夜里我心脏病发作，卫生所医疗条件很差，医生可能是没有经验，他用了不该用的狄高辛，导致我病情恶化，躺在炕上苦苦挣扎了好几天。医生说我们只有这种治心脏病的药，我想，或许也因为我是臭老九，送下来改造的，命不值钱。当时我几次出现死亡的恐惧，经常昏迷，身边只有两个作家冯玉堂和苗培时（他们也被打成黑帮分子）照顾我。记得我写了一份遗书，放在冯先生那里，以防发生万一，帮我与家人联络。煎煎熬熬，几天后我居然挺过来了。

第五次，大约1982年，我们画院与西安画院搞联展，联展后我又与西安画院的郭敦先生一同被邀去中卫看岩画、去宁夏银川看西夏王陵和贺兰山。返回兰州后，郭老回了西安，我决定独自一人去敦煌。在火车快到山丹时，我心脏病（室上性心动过速）突然发作，心跳达到每分钟200次以上，以前也一年半载偶有发作。医生说:"不要紧张，你只要在一个多小时以内赶到医院，是不会有危险的。"但现在是夜里，在列车上，我又没带药，怎幺办?列车长赶来，问明情况，立刻在列车上广播，希望能找到医生、找到药。广播一次次的播送，却没有医生来，只有好心人送来各种各样心脏病的药。无奈之下，我请求列车长能在经过县城时停车，让我能在一个多小时内下车得到救治。但列车长告诉我，这是山区，又是深夜，即使到了县城，那里条件差，可能更糟，只有熬到张掖市，那里有一个军区医院，才有可能得救。我问要多久才能到达张掖？他怕我听了紧张，说的很含糊。我知道，在预计的时间内是肯定到不了的，但也只有这一线希望了。于是我将列车长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份、家庭地址、电话、以及旅行包内的东西，一一告之，然后便胡乱地服了一些药躺下等待，听天由命了。渐渐地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何时到了张掖，被迷迷糊糊地送到了军区医院，得以救治，又一次死里逃生。

第六次，也是心脏病发作。大约1993年，随顾浩、周莉去日本前一周的一个上午8点来钟，我心脏病又突然发作。我不以为然地骑车到市立第一医院，先服药不行，再打针又不行，增加药剂量还是不行。医生开始紧张，把主任医生都喊了来，研究办法。因为这种情况很特殊，心跳达到每分钟240以上，随时可能停跳。主任医生告诉我，他们还有最后的办法，即电击。希望我不要紧张，配合救治，我只有点头。于是运来了一套设备，用两根软管从我鼻孔送到心脏位置，然后电击。他们以为这种办法是可以完全有效地使心跳恢复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击了几次，心跳仍然居高不下，主任医生相继託词而去，蹓了。我被用车推到住院处心脏病房，又是听天由命。到了下午一时许，我被折腾的饥饿难忍。我儿子到外面买了份便当，但饭菜都是凉的。我也顾不得许多，忍住心慌心痛，狼吞虎咽起来。十分钟后，奇蹟发生了。心脏一阵疼痛后，骤然恢复了正常。由每分钟240次，一下跌到了80次。老天不收我，我又一次得救了。从日本一回来，我立即到工人医院作了“射频消融”手术。手术获得成功，让我彻底告别了室上速，告别了心脏病。感谢医疗的进步！感谢改革开放，国家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这几次死里逃生，使我更珍惜生命，更热爱生活，更豁达了，更超脱了。

谈到我个人的艺术道路，还得从小说起。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少儿时代受环境影响，对书法、绘画产生兴趣。到了中学，接触的面广了，看到的书多了，这时对音乐、文学、戏剧、体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一本“约翰"克利斯大多克”使我非常着迷，莎士比亚的诗剧使我爱不释手，我担任过学校乐队的指挥，郭沫若、艾青的诗我能背出多首，足球场上少不了我的身影------，以后又迷恋上了油画。但是，经过高中、大学、文革，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还是又回到了书法、国画上来了。

在北京时，拜郑诵先先生为师，他指导我学习书法。在隶书和魏碑上我下过很的大功夫。特别钟爱衡方碑、武荣碑、石门铭、张玄墓誌等；行草研习二王、米芾、王铎等。国画开始是随郭传璋老师学山水，以后又随胡爽庵先生学画虎，又相继不断的到叶浅予、吴冠中、李苦蝉老师家中求教。回想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疯狂求学。到1974年回南京以后，书法拜师武中奇、林散之，国画投奔李味青、赵良翰二位老师，主攻花鸟画。

70年代末，我受军人俱乐部王主任的委託，组织一次新春笔会，到场的有刘海粟、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紫熙、武中奇、黄养辉、赵绪成等。笔会气氛热烈，十分成功。随后第二年，我又受玄武湖公园管理处高主任的委託，组织了同样的大型笔会。80年代初我又受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刘玉浦的委託，在市委第二招待所组织了空前巨大的大型笔会，到会的增加了林散之、肖娴、李亚、杨建侯、赵良翰、李味青、张正吟、罗化千等，整个组织工作有条不紊。而自己每次为了组织一次活动总是提前一周多就开始策划运作，场地、材料、工具、车辆、服务人员都要一一到位。

我进书画院，是经武老鼎力举荐的。书画院当时受文联领导，曹院长看中我的工作能力，让我协助书法协会工作一段时间。此后，我便利用书法协会这个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了书法研习班，培养了大批的新生力量，大胆与同仁一道组织了书画家春节为民众服务，请老书画家走出家门，在民众中现场作书。继而我又组织了书画家下乡写春联，服务农民。此举引起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关注，发文向全国推荐，影响甚广。工作太热情了，遭人妒忌引来一些不愉快。为迴避无味的矛盾，我决心回书画院，静下心来，埋头创作。书画院每年一度的“元宵笔会”，我受曹汶和朱道平院长的委託举办的，我是积极参与者和当然的组织者，每年都搞得轰轰烈烈。

在我61岁时，便主动向朱道平院长提出退休，把书画院的空额让给年青人，回家继续从事创作。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惊讶地得知在大学时未能入党的原因。那是在中学毕业时，一位思想极左的老师凭着一份错误的材料，误判我参加了“反动小集团”，即担任了一个外校的“反动杂誌”副主编。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一，这个杂誌并非反动，而是文学爱好者的刊物；其二，这个刊物的主编（国中同学）曾到一中来聘请我，谈话不到10分钟，我没有同意，但他们自己内定的名单上未能将“刘如生”三个字划掉，仅此而已。于是在我的档案里，便出现了“参加过反动小集团”之类的罪名。

“书画家新春笔会”的组织工作，我一直坚持了八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同仁们需要这样一个书画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自在的集会。书画自古以来就有流派，观点多有分歧是很自然的，再加上利益的驱动，书画家之间的摩擦自然也就少不了，但这不是不可以协调的，这就需要有人去疏通、去联络。只有多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只有搞好团结，我们才能把事业搞上去。我们每一个书画同仁，都应该为团结而努力。

虽然我已是“奔七”的人，但我喜欢新事物。在研习书画之余，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电脑，学会了摄像和製作，生活得很充实、快乐。我喜爱在雨地里唱着歌奔走，夫人说我是一个爱唱歌、爱饮酒、爱光脚的老玩童。回首往事，有人曾经背后搞我，造了我不少的谣，我不理采不报复，以德报怨。也有人把我说的很优秀、很出色，我也诀不会自以为是，飘飘然起来。我很普通，但我很努力。谈到家庭，我的前妻俞湘清曾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苦了一辈子，病逝了。她为我生的两个儿子，都早已自立，对他们的成长我尽力了，由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我希望他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我有一个孙子叫刘一、两个孙女叫刘佳妮、刘丹妮，其中刘一和佳妮都已长成好端端的青年了，未来是他们的。两千年元月十五日，我与小我14岁的鲍媛华结了婚，她是我的贤内助。她是市政府一名资深的老处长，为人非常朴实热情、乐于助人。朋友们经常戏称：“你把处长当司机，又把太太当小秘。”

总结我的前半生，认为上苍还是很厚爱我的。虽然有人用黑材料坑害了我，但却也有两位恩人聂光辉和武中奇极大的帮助了我。我常说：“老天对我不薄，我很知足。”我有一方常用印：“上苍厚我”。总之，我的创作道路还很遥远，我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去进取。但我不是苦行僧，我在工作、学习之余，也要娱乐。如老友赵绪成经常讲的：“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