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初冬，气温骤降，冷冷清清的村庄，让人心中更添加了一份怀念。
　　昨天给大舅上祭日坟，我顺便去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看了一下，发现我家老屋连同周围那些土搭墙的房屋，有许多已经坍塌了。胡同里也少有行人。表弟告诉我说：村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住在城里，加上外出打工和在外读书的学生，庄里除了老人，很少见人了。
　　这个村子是我姥姥家所在的村庄，村里有杜、李、邹、马四大姓。小时候，我随母亲在这儿居住时，村子里说书唱戏的，耍猴的，卖烧饼、卖羊肉、卖狗肉的，还有挑着货郎挑子满街转，嘴里喊着“拿头发来换针、换糖、换臭蛋”的货郎……整个村庄煞是热闹。
　　记得，每年除夕的夜晚，孩子们打着灯笼，走家串户，村庄的胡同街巷，如同一条条闪着微光的长龙。“请家堂”是除夕之夜敬奉列祖列宗时的庄重仪式，各个家族都在正堂立上祖宗牌位，挂上家堂轴子，摆上贡品，磕头上香。“送家堂”时，场面更为隆重，村前宽阔的场地上，整个家族老老少少全数到场，夜幕下人头攒动，鞭炮齐鸣……
　　“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短短几十年间，眼前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行走在村庄里的我，静下心来梳理了一下，骤然发现来自村庄的信息悠远宏阔了起来。
　　 前些日子我读了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完整地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了，这次总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白鹿原》是饱满丰富的，它的确是一面关注我们民族灵魂的镜子。书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白、鹿两个家族的结局。白嘉轩女儿白灵的出走，长子白孝文的堕落，鹿子麟长子鹿兆鹏的人生选择，次子鹿兆海的战死，朱先生的“不再读书”等等，让人窥见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以血缘关系相处，以家长制为核心的村落间那条渐趋分解的裂痕。
　　 自进入农业经济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模式。数千年来，由家庭、族群结构形成的部落或村庄，像历史的幽灵一样，一直徘徊在中华大地上。这种形态“目前考古发现，有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会延伸至一万年左右。”（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我很信服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对历史时段的划分和解读，他认为：中国不曾有过奴隶社会，这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奴隶是战争的产物。他说：以家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村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出发点，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集合单元。在近世以前，它始终是中国农民们最后一道生活世界的港湾。即使因战争、灾荒、瘟疫被迫流徙，他们也会像蚯蚓再生那样，在异地他乡重新建起另一座村落，顽强地力图保持原有的乡土风情。
　　 中国的农耕文明，从晚清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李鸿章因而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即“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提出来的，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而今，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中国农村延续了近万年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村落聚合传统模式正在衰败或消失。这不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是中国历史未有之变局，而且这种变局是自觉的、顺势的，甚至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
　　 站在村庄的废墟之上，历史开始被当下所讲述，它构成了历史从未经历过，却已经正在实践着的部分，它不仅仅包含城市化、信息技术时代、后工业时代这些名词，它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从未有过的脱胎换骨式的巨变。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更多的象征着文明和进步，村落则意味着物质上的贫乏和精神上的蒙昧。因而村庄渐渐成为被弃置被遗忘的对象。这种绝非一般地伤筋动骨的变局，它触碰到了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文明深层最为敏感的部位。
　　此刻，我仿佛看见历史的航船沿着滚滚黄河直抵海口的身影。天水茫茫之间，船上的人们频频回首遥望……一场有史以来声势浩大的告别仪式，成为人们共同经历、共同思考着的现象与命题。

　　【编者按】：村庄是人类聚落发展中的一种低级形式，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是走向高级聚落城市的必经形式，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逐渐演化。作者随笔感悟，值得细细思考。